人们讲起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BaLuJun]，往往称之为土八路，其实土八路并不土。八路军[BaLuJun]的将领大部分是中华民族优秀的知识分子，整个队伍中，有学识的青年乃是八路军[BaLuJun]的骨干。仅就战斗在太行山区的八路军[BaLuJun]流动[LiuDong]工作团而言，便是一支人才济济、科技精英集聚、研制成果累累、功勋卓著的科技大军。

八路军[BaLuJun]流动[LiuDong]工作团，是随着以山西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的建设而组建的军工企业，它为八路军[BaLuJun]开展敌后游击战提供武器装备。为适应游击战的需要，队伍跟随主力部队流动[LiuDong]，故称流动[LiuDong]工作团，也誉为“驮在驴背上的兵工厂[BingGongChang]”。全团有一千多人，成员来自五湖四海，有从欧洲回国的留学生，有从南洋归来的华侨，有国内高等学府的教授和学生，有大城市工业产业的技术[JiShu]人员，也有根据地土生土长的能工巧匠，其中著名人士有100多位，如：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内燃机研究室的研究生郭栋材，留学英国的冶金博士张华清、日本早稻田大学电机系的毕业[BiYe]生程明升，德国柏林工业大学钢铁系的陆达，燕京大学物理系的研究生张芳，北平大学工学院的毕业[BiYe]生郑汉涛、牛治华，清华大学工学院的学生高源、李守文，天津北洋大学毕业[BiYe]的陈志坚、孙艳清、张培江、刘致中、牛宝印、齐明，上海同济大学毕业[BiYe]的唐英之，天津河北工学院毕业[BiYe]的张浩、张温如、王锡嘏、耿震、李非平，云南大学采冶系毕业[BiYe]的李树人，西北大学化学系毕业[BiYe]的宋宗景，山西大学工学院毕业[BiYe]的席永先、宋宗恕，东北大学毕业[BiYe]的赵云鹏，天津女师学院毕业[BiYe]的柴毅，山东大学毕业[BiYe]的高广平，武汉大学毕业[BiYe]的林溪，河南大学毕业[BiYe]的张志青，上海雷氏德工学院动力工程系毕业[BiYe]的唐成仪等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大多出身在富有家庭，为了抗日救国而抛弃舒适的生活，离开优越的环境，不远万里，远渡重洋，从国外或大后方爬山涉水，投奔到经济落后、物质贫乏、生活艰苦的太行山区，同当地民众艰苦奋斗创建抗日根据地，从事对敌武器的研究与制造[ZhiZao]，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谱写了一曲“科技救国”的新篇章。

从大砍刀到枪械的研制

抗战初期，由于八路军[BaLuJun]的迅速扩展，许多新战士手中无枪，凭着大砍刀、长矛梭标与日军拼杀，不少人壮烈牺牲。身为流动[LiuDong]工作团领导人的八路军[BaLuJun]军工部部长刘鼎急战士所急，他以曾在德国、苏联学到的军械制造[ZhiZao]知识，从根据地的客观条件出发，很快设计出我军步枪的结构图，召集黄崖洞兵工厂[BingGongChang]厂长程明升、梁沟兵工厂[BingGongChang]厂长陈志坚、工程处工程师郭栋材、唐成仪等一批科技人员研究在兵工厂[BingGongChang]制造[ZhiZao]步枪的问题，并责成黄崖洞兵工厂[BingGongChang]副厂长刘贵福具体组织实施。

刘贵福原为太原兵工厂[BingGongChang]造枪分厂钳工，有13年的制枪经验，1937年11月太原沦陷时，他带领15位技术[JiShu]骨干投奔到根据地兵工厂[BingGongChang]，先后任技师、副厂长。他接受任务后，在刘鼎部长的指导下，吸收了捷克式、汉阳式、三八式等国内外步枪的优点，从黄崖洞兵工厂[BingGongChang]的技术[JiShu]、设备、物资条件出发，立足于适应我军游击作战的特点，经过反复试验，于1940年8月1日研制出一种重量轻、体积小、射击精度高、便于战士携带、使用灵巧的新型七九步枪。这种步枪比普通型步枪短10厘米，形似马枪，故取名“八一式步马枪”。造枪用的钢材，取之白晋铁路，民兵于夜间破路拆卸的铁轨，运往兵工厂[BingGongChang]。全枪仅3.36公斤，采用三棱刺刀，机动灵活，实战效果优于日本造的三八式步枪。从此，流动[LiuDong]工作团的各兵工厂[BingGongChang]开始批量生产，源源装备部队，在抗战期间共制造[ZhiZao]出这种枪一万多支。

八路军[BaLuJun]战士有了这些新式武器如虎添翼，在战场英勇杀敌，越战越勇。八一式步马枪的作战威力，不仅在抗战中优于日本造的“三八式”，而且也优于解放战争时期美国造的步枪，1949年4月，在解放太原的战斗中，缴获了大批美式武器，彭德怀总司令在视察战利品时，拿着阎锡山军队的美国造的步枪说：“这不如我们造的适用，如果我们不是道轨钢会比这更好”。

从手榴弹到炮弹[PaoDan]的研制

手榴弹是抗战中八路军[BaLuJun]使用最广泛的杀敌武器，这是因为太行山区煤、铁矿产丰富，手雷弹制造[ZhiZao]技术[JiShu]比较简单，又易于普及，兵工厂[BingGongChang]、游击队、民兵都能制造[ZhiZao]，八路军[BaLuJun]战士几乎人人都配有手榴弹，但手榴弹投掷距离短，只适应近战，且杀伤力不强。

1940年百团大战，我军缴获了一批日军在山地作战中具有较强杀伤力的掷弹筒（五O小炮，即口径为50毫米的追击炮），彭总指示流动[LiuDong]工作团要抓紧研制。在技术[JiShu]人员的努力下，掷弹筒很快仿制成功，但五O炮弹[PaoDan]难以制造[ZhiZao]，主要是缺少铸造弹体的灰生铁。外购在敌人严密封锁下根本不可能，只能依靠自力更生解决，时为流动[LiuDong]工作团工程处副处长的陆达挑起了这一重担。当时陆达年仅26岁，从小生长在上海，曾就读上海圣约翰大学，1934年留学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攻读钢铁冶金专业，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毅然放弃了即将届满的学业，在旅德华人抗日联合会的帮助下，年底随杨虎城将军考察团乘船回国，投奔延安，参加了抗日大军。1939年，陆达被调往战争前线，参与太行山区的军事工业建设。为解决生产炮弹[PaoDan]的原料，达到批量生产的能力，他深入武乡县柳沟铁厂进行试验。柳沟铁厂原是一座采用当地矿石冶炼生铁，铸造铁锅、铁壶、犁铧等农民生活用品和农业工具的工厂，抗战开始后逐渐增加了手榴弹、地雷等军用品的生产，成为流动[LiuDong]工作团的一个重要兵工厂[BingGongChang]，高源在此任厂长，六旬炼铁专家张华清任技术[JiShu]顾问，故炮弹[PaoDan]批量生产的试验定在这里进行。炮弹[PaoDan]结构比手榴弹复杂，它由引信、弹体、弹尾、尾翅等部件组装而成，这些部件的连接主要靠螺纹丝扣，需要进行切削加工，而柳沟铁厂冶炼的生铁是白口生铁（碳化铁），硬度高，质地脆，不能切削加工，如何软化白口生铁，使其能切削加工，成为能否制造[ZhiZao]炮弹[PaoDan]的关键。为攻克这个难题，陆达日夜守候在炼铁现场，与工人同吃同住同试验，他运用从国外学到的德国式白心韧化技术[JiShu]原理和美国式黑心韧化技术[JiShu]原理，同武乡地区传统的生铁焖火技术[JiShu]相结合，在技术[JiShu]工人孙兆喜等人的配合下，改造了土方炉，创造了火焰反射加热炉。将生铁铸造的炮弹[PaoDan]毛胚置入炉内焖火，使弹体表面软化，以达到切削加工的要求，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试验，终于取得成功。

自1941年4月起，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开始了炮弹[PaoDan]的批量生产，当年出产炮弹[PaoDan]4万多发。车工甄荣典就是在车削炮弹[PaoDan]中，以质量好、数量多、班产达480发的最高纪录，被誉为“炮弹[PaoDan]王”，荣获边区劳动英雄称号的。黄崖洞兵工厂[BingGongChang]制造[ZhiZao]的五O小炮和炮弹[PaoDan]，每年可装备16个团，使八路军[BaLuJun]对日作战的火力又上升到了一个新的起点。1942年，他们又开创了八二迫击炮和弹的生产，大大增强了我军的战斗力。

从黑火药到现代火炸药的研制

黑火药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从宋朝开始用于战争，一千多年沿袭不止。抗战初期，八路军[BaLuJun]的地雷、手榴弹、枪炮等多数仍用它装填，虽然能杀伤敌人，但威力有限。为了提高作战能力，我们的科技人员从1940年开始，就着手研究现代火炸药的制造[ZhiZao]。现代火炸药的主要原料是硫酸，它是化学工业的产物，其制造[ZhiZao]工艺一般有两种方法：一是接触法，装置复杂而又需要细白金粉做触媒；二是铅室法，工艺虽简单，但需要大量的铅板建造铅室。根据地既无白金来源，也无铅板可取，这两种方法都不能采用。

我们的科技人员依据硫酸的制造[ZhiZao]原理，就地取材，探索新的制造[ZhiZao]工艺。1940年7月，晋察冀工业部技术[JiShu]室主任张芳和化工技师张奎元，在调研中发现当地的老百姓用以盛水和储粮的陶瓷缸，具有良好的耐酸腐蚀性能，便以它代替铅板，垒成缸室，创造了用缸室法取代铅室法制造[ZhiZao]硫酸的成功。1941年5月，化学工程师王锡嘏、张浩，火药技师王化南、白英、焦逢春等在黎城县白布焦寺，采用缸室法建成了制造[ZhiZao]硫酸的化工厂，开始了硫酸的工业性生产。硫酸是火药之母，它的问世，使现代火炸药走进了八路军[BaLuJun]的武器库，无烟发射药、硝铵炸药使我军的炮弹[PaoDan]、枪弹威力大增，抗战后期，我军生产无烟火药15400多斤，硝铵炸药23500多斤，给日军以严重打击。（本文摘自《文史月刊》，作者：吴东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