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自本刊创刊以来，对国学概念的各种质疑、释疑的声音便不绝于耳，此起彼伏。这构成了国学在当今时代的基本生态。不久前，《文汇报》发表了学者姜义华先生文章《不应漠视“国学”概念的非科学性》。许多读者就此来信、来稿，发表不同意见。为了推进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与理解，我们从中选择了陈文新先生文章予以刊登，同时全文转载姜义华的文章，以方便读者阅读。

    姜义华教授这篇文章的中心意思是说:“国学”作为一个学科[XueKe]完全没有设立的必要,因为“国学”的所有研究[YanJiu]对象都已“名花有主”,“国学”没有其独立的研究[YanJiu]对象。他用十分肯定的语气告诉读者:“ 现今中国[ZhongGuo]‘国学’的倡导者们,提倡读儒家经书,提倡读先秦诸子,在现代学科[XueKe]分类中,这本属于历史学中专门史内中国[ZhongGuo]学术史、中国[ZhongGuo]思想史、中国[ZhongGuo]经学史的一部分,亦是哲学与文学中中国[ZhongGuo]古代哲学史、中国[ZhongGuo]古代文学史、中国[ZhongGuo]古代文献学的一部分,学科[XueKe]本有所属,并非‘孤鬼游魂’。”这些话听起来好像理由十足,其实是无视中国[ZhongGuo]传统学术特点的外行话,或者是有意用这种外行话造成一种似乎理直气壮的效果。

    中国[ZhongGuo]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在学术理念上的重要区别是:传统学术重通人之学,现代学术重专家之学。中国[ZhongGuo]传统学术的分类,大类项是经、史、子、集四部之学。一般人认为,史部为史学,集部为文学,子部大体属于哲学,但这种分类是比照现代学科[XueKe]分类而作出的,传统学术并未建立对文史哲加以明确区分的框架。对各种学科[XueKe]加以分类,在高等学校中设立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在学术机构中设立文学所、历史所、哲学所,在学术刊物中区分出综合类、文学类、历史类、哲学类,这是现代学术的显著标志,现代学者的学科[XueKe]意识因而也异常强烈。与这种学科[XueKe]意识相伴随,他们所研究[YanJiu]的“中国[ZhongGuo]思想史”,是“在中国[ZhongGuo]的思想史”,而不是“中国[ZhongGuo]的思想史”;他们所研究[YanJiu]的“中国[ZhongGuo]古代文学史”,是“在中国[ZhongGuo]的古代文学史”,而不是“中国[ZhongGuo]的古代文学史”。所谓“在中国[ZhongGuo]的思想史”、“在中国[ZhongGuo]的古代文学史”……即根据西方的学科[XueKe]理念和学术发展路径来确立论述的标准,并用这种标准来裁剪中国[ZhongGuo]传统学术,筛选符合这种标准的材料,研究[YanJiu]的目的是为了与西方接轨;所谓“中国[ZhongGuo]的思想史”、“中国[ZhongGuo]的古代文学史”……即从中国[ZhongGuo]传统学术的实际状况出发,确立论述标准,梳理发展线索,选择相关史料,研究[YanJiu]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地接近经典,接近中国[ZhongGuo]传统学术的本来面貌。在现代的学科[XueKe]体制下,中国[ZhongGuo]传统学术研究[YanJiu]中这种“在中国[ZhongGuo]的”研究[YanJiu]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而“中国[ZhongGuo]的”研究[YanJiu]则隐而不彰,或处于边缘地带。现代学科[XueKe]体制下这种旨在与西方接轨的研究[YanJiu],它所造成的负面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以我所在的古代文学学科[XueKe]为例,与传统的集部研究[YanJiu]相比,20世纪的中国[ZhongGuo]古代文学研究[YanJiu]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在文学观念上,强调诗、文、小说、戏曲才属于文学研究[YanJiu]的核心对象;一是在治学方式上,强调叙述和论证的条理化和逻辑化。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研究[YanJiu]在带来显而易见的好处的同时,也带来了显而易见的缺憾。就研究[YanJiu]对象的选择而言,“在《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唐诗、宋词、元杂剧、明清小说等被突出的同时,形成了其他部分在文学史上无足轻重的误解。受到最大压抑的是古代的文章。中国[ZhongGuo]古代文学和文学观的‘杂’,大半就是由于这一文体。以现代文学四大文体之一的散文定义来衡量古代的文章,很大部分难以对应。古代散文的研究[YanJiu]之所以会成为一个薄弱环节,有的文体、有的作家之所以会被摒除在研究[YanJiu]视野之外,或者有的作家原是诗文均精而文学史上却只讲其诗不讲其文,种种现象无论在文学通史抑或在断代史中都存在着,且均与此有关。而这对全面深刻地理解和探索中国[ZhongGuo]文学发展规律,显然是不利的”。(董乃斌:《近世名家与古典文学研究[YanJiu]》)就治学方式而言,伴随着对条理化和逻辑化的追求,大量现代术语被视为论述的基础,而这些现代术语很难与古代的文学范畴对接,结果不仅造成了中国[ZhongGuo]古代文论在现代文艺理论中的缺席,也造成了现代论述很难把握古代文学的精髓。比如,我们将六朝骈文、唐宋古文和明清时期的小品文都划入“散文”范畴之内,而三者的体裁特征是大不相同的:骈文以抒情为目的,以写景和骈俪辞藻的经营为表达上的特征,轻视说理、叙事和人物形象的塑造;古文以说理或寓含真知灼见为目的,以论说和叙述为表达上的特征,通常排斥或不太注重写景及骈俪辞藻的经营;小品文在忽略骈俪辞藻的经营方面虽与古文相近,但小品文并不重视说理,并不致力于思想的深刻,它着力表达的是一种情趣、一种情调。在面对这三种传统文体时,相当多的现代学者不去关注各自的体裁特征,而习惯于以评鉴现代散文的方式来加以论述,结果张冠李戴,未能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又如,我们将诗(以古诗、近体诗为主)、词、散曲都划入诗歌一类,而三者的差异之大出乎许多人的想象。中国[ZhongGuo]的古典诗以面向重大的社会人生为宗旨,私生活感情是受到排斥的题材,宫体诗和香奁诗即因以女性为描写重心而成为众矢之的。与古典诗的题材选择形成对照,词的题材重心则是私生活感情,重大的社会人生题材反而被认为不宜用词来写,或者,在用词来处理时必须予以适当的软化。如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在写到周瑜的风采时有意用“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来加以点缀,即属于典型的软化处理,其风格与刚性的诗存在显著区别。散曲的题材重心是“隐逸”和“风情”,其“隐逸情调”与古典的山水田园诗有相通之处,其“浪子风流”与恋情题材的婉约词有相通之处,但相互之间的差异仍不容忽视。一般说来,古典的山水田园诗和婉约词注重表达上的含蓄,而散曲则以“说尽”“老辣”为主导风格,讲究含蓄就不可能成为散曲正宗。一部分现代学者习惯于以文学理论中的诗论为理论前提,“一视同仁”地解读古代的诗、词、散曲,出现阐释错误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而由此建立的“文学史规律”,自难严谨切题。

    中国[ZhongGuo]古代文学研究[YanJiu]领域的状况如此,在其他学科[XueKe],“现代学术的负面后果”也随处可见。例如中国[ZhongGuo]古代哲学的研究[YanJiu]。1930年,冯友兰《中国[ZhongGuo]哲学史》上册出版,陈寅恪《冯友兰中国[ZhongGuo]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随冯著刊行。在这篇审查报告中,陈寅恪不点名地对胡适的《中国[ZhongGuo]哲学史》提出了批评:“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薰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ZhongGuo]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ZhongGuo]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确实,中国[ZhongGuo]古代哲学研究[YanJiu]中的误读现象至少与中国[ZhongGuo]古代文学研究[YanJiu]中的误读现象同样触目惊心。“现代学术”所造成的种种负面后果,日积月累,已到了必须认真对待并加以系统清理的时候。

    面对现代学科[XueKe]体制的这种负面后果,我们提倡“国学”,目的之一正是提倡对“中国[ZhongGuo]的文学史”、“中国[ZhongGuo]的思想史”……的关注，以切实推进对中国[ZhongGuo]传统学术的研究[YanJiu]。作为一个学科[XueKe],“国学”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亦由此可见。具体地说,又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第一,“国学”具有独立的研究[YanJiu]对象。与文、史、哲相关学科[XueKe]侧重于“在中国[ZhongGuo]的”研究[YanJiu]不同,“国学”的关注重心是“中国[ZhongGuo]的”研究[YanJiu],许多曾经被排除在学术视野之外的对象,因此具有了重要的研究[YanJiu]价值。“国学”的研究[YanJiu]对象,和文、史、哲相关学科[XueKe]是大不一样的。把二者的研究[YanJiu]对象混为一谈,这是缺少常识和理性的表现。第二,“国学”培养的人才类型,与文、史、哲相关学科[XueKe]的培养目标迥异。文、史、哲相关学科[XueKe]以培养“专家”为主,“国学”以培养“通人”为主。现代学科[XueKe]体制下的“专家”,在面对中国[ZhongGuo]传统学术中的若干研究[YanJiu]对象时,常常力不从心。比如清初的朱彝尊,他是史家,有《明诗综》等重要著述;是大诗人、大词人;还是经学家,有《经义考》等有分量的著述。一个中国[ZhongGuo]古代史的专家,或者中国[ZhongGuo]哲学史的专家,或者中国[ZhongGuo]文学史的专家,都难以胜任对朱彝尊的全面研究[YanJiu]。不是说这些专家的水平不高,而是说他们的知识结构不配套,在这个领域内他们不是合适的人才类型。而“国学”学科[XueKe],正以培养“通人”为宗旨,“国学”所培养出来的人才,在面对中国[ZhongGuo]传统学术中的若干研究[YanJiu]对象时,必然有其显著的优势。第三,“国学”不会取代文、史、哲的相关学科[XueKe],而是与这些学科[XueKe]形成一种互补和良性互动的关系,二者相互依存,当然也相互竞争。余英时曾深有感慨地说,他在西方生活的时间越长,越体会到东、西方文化的相同之处要远过于其相异之处,正所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这表明,“在中国[ZhongGuo]的”研究[YanJiu]是具有学理上的合理性的,若干重要的学术成果也已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这些成果和与这些成果相伴随的研究[YanJiu]方式,我们是尊重的,也期待相关学者在这些领域取得更大的成就。我们想补充说明的是,确有一部分习惯了“在中国[ZhongGuo]的”研究[YanJiu]的学者,他们气量太小,性格偏执,只要一提“中国[ZhongGuo]的”,他们就如临大敌,仿佛见到了洪水猛兽一般。殊不知,之所以提“中国[ZhongGuo]的”,是因为“中国[ZhongGuo]的”被遮蔽得太久了,“在中国[ZhongGuo]的”一枝独秀,只关注东、西方文化的相同,不理会东、西方文化的相异,日积月累,已造成了“盲人摸象”的种种失误。提“中国[ZhongGuo]的”,并不是要否定“在中国[ZhongGuo]的”,而是要使“在中国[ZhongGuo]的”研究[YanJiu]减少失误。由此可见,“国学”并不与文、史、哲相关学科[XueKe]冲突。有“国学”来拾遗补阙,文、史、哲相关学科[XueKe]的地位只会更加稳固,只会发展得更加健全,又何必大惊失色呢。

    以上所说,就是我们对“国学”学科[XueKe]合理性和必要性的初步思考。只要对我们的思考稍有了解,他就不会说:“一定要给它们戴上‘国学’这一桂冠,并将之列为一级学科[XueKe],我却觉得实在没有必要,强行这么做,反映了一个严谨学者所应具备的实事求是科学态度的缺失。”他更不会说:“‘国学’这一概念的非科学性,还在于这一概念从它在日本产生开始,就有着极其强烈的文化排外倾向。它实际上在文化学术领域奉行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一极其狭隘的民族主义原则”。而事实却是,这些话都在姜先生的文章之中。这种非理性的情绪化的判断和批评,当然不是“一个严谨学者所应具备的实事求是科学态度”。

    姜先生在证明“国学内涵的非科学性”时,以看上去“条分缕析”的方式对“何为中国[ZhongGuo]”、“何为固有”、“何为古学”提出了一连串质疑。他的一连串质疑,看起来是颇为雄辩有力的。但稍加琢磨,就不难发现,姜先生不过是在约定俗成的概念上兜圈子,做概念游戏。这里,我们不妨比照姜先生的这种方式写一段话。姜义华教授是研究[YanJiu]中国[ZhongGuo]文化史的,如果有人提问:你的那个“中国[ZhongGuo]”是什么意义上的“中国[ZhongGuo]”是先秦之“中国[ZhongGuo]”呢还是汉代之“中国[ZhongGuo]”是东晋之“中国[ZhongGuo]”呢还是元朝之“中国[ZhongGuo]”是南明之“中国[ZhongGuo]”呢还是梁启超所规划的“新中国[ZhongGuo]”你的那个“文化”,是思想“文化”呢还是制度“文化”是饮食“文化”呢还是娱乐“文化”要是有人这样问姜义华教授,我们一定会仗义执言,站在姜先生一边说:这不过是禅和子斗机锋的玩艺,你大可不必认真对待。

    但愿姜义华教授不再用非理性的方式批评“国学”。

    (作者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ZhongGuo]传统文化研究[YanJiu]中心副主任、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