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国[JiuGuo]会是宋庆龄[SongQingLing]、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等在国难日亟的三十年代中期，发起成立的一个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全国性抗日[KangRi]救亡团体。全称全国各界救国[JiuGuo]联合会，也简称全救会。

　　九一八事变后，伟大的爱国主义战士宋庆龄[SongQingLing]，始终站在抗日[KangRi]救亡运动的前列，坚定不移地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抗日[KangRi]救国[JiuGuo]主张，积极开展各项救国[JiuGuo]活动。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刻，她广泛团结和依靠各阶层爱国人士，在国民党[GuoMinDang]统治区，冲破当局禁令，创建救国[JiuGuo]会；每当关键时刻，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支持救国[JiuGuo]会；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无所畏惧地反对国民党[GuoMinDang]的“爱国有罪”暴政，捍卫救国[JiuGuo]会。她无私无畏，旗帜鲜明，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救国[JiuGuo]会的坚强支柱，众望所归的实际带头人。

　　支持中共中央的团结抗日[KangRi]主张创建救国[JiuGuo]会

　　1913年，日本帝国主义挑起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开始了对华侵略的新阶段。由于蒋介石采取所谓“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的不抵抗方针，东北三省迅速沦陷。

　　蒋的不抵抗方针，更使日寇有恃无恐，1935年又制造了“华北事变”，妄图攫取平津，进而侵吞整个中国。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GuoMinDang]政府，却仍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继续加紧“剿共”，处处对日妥协，先后与之签订一系列出卖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协定，并颁布所谓“邦交敦睦令”，严禁人民的抗日[KangRi]救国[JiuGuo]斗争。中华民族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亡国灭种的惨祸迫在眉睫。

　　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共中央及时发表了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KangRi]的《八一宣言》。宋庆龄[SongQingLing]、何香凝等率先响应，引起全国巨大反响。在《八一宣言》影响和宋庆龄[SongQingLing]的积极支持下，同年12月，由北平爱国学生掀起的“一二九”运动爆发，抗日[KangRi]救亡运动由此重新走向高潮；与这同时，上海各界爱国人士，也不顾当局禁令，积极开展抗日[KangRi]救国[JiuGuo]活动，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救亡团体纷纷成立，强烈要求停止内战，释放一切政治犯，共赴国难，一致抗日[KangRi]，打破了上海救国[JiuGuo]运动在国民党[GuoMinDang]压制下的沉寂状态，并在全国迅速引起连锁反应，“在几个星期之内，全国各地和各阶层人民中就成立了数百个救国[JiuGuo]会的组织。”反映了炎黄子孙决不愿当亡国奴，坚决要求抗日[KangRi]的决心。

　　为了把分散的各救亡团体联合起来，在宋庆龄[SongQingLing]、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等号召和组织下，于1936年1月28日成立了上海市各界救国[JiuGuo]联合会，宋庆龄[SongQingLing]等30人被选为理事会理事，负责上海的抗日[KangRi]救国[JiuGuo]活动。在这基础上，又经一段时间的积极准备，全国20余个省市、60余个救亡团体的代表，于同年5月31日至6月1日，在上海举行了全国各界救国[JiuGuo]联合会的成立大会，通过了全救会的《章程》、《成立大会宣言》、《抗日[KangRi]救国[JiuGuo]初步政治纲领》等重要文件。在这些文件中规定：全救会“以团结全国救国[JiuGuo]力量，统一救国[JiuGuo]方策，保障领土完整，图谋民族解放为宗旨。”目前的主要任务，“是促成全国各党各派彻底团结共同抗日[KangRi]。”指出：“日本大陆政策的主要作用在灭亡全中国”，我们唯一救亡图存的要道，是“全国各实力派即日停止一切自相残杀消耗国力的内战，从速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废弃一切教导人民亲敌、堕落民族气节的所谓‘合作’、‘亲善’、‘敦睦邦交’等可耻口号，同时给与人民以抗敌的组织和言论的自由”。大会选举宋庆龄[SongQingLing]、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等40余人为执行委员，随后，其中的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14人被推为常务委员。从此，抗日[KangRi]救亡运动有了一个全国性的领导机构。

　　全救会的成立，实现了全国各地救亡团体的大联合，并使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抗日[KangRi]主张有了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救亡运动的发展。宋庆龄[SongQingLing]“是全救会的带头人，旗帜鲜明地站在斗争前列，她全力以赴，支持全救会的斗争，”使全救会成为抗战前夕，在国民党[GuoMinDang]统治区内，广泛团结各阶层爱国人士开展抗日[KangRi]救亡斗争的一面光辉旗帜。

　　反对国民党[GuoMinDang]暴政捍卫救国[JiuGuo]会

　　国民党[GuoMinDang]当局“为了保存自己的历史而不惜断送民族的历史”，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竭力压制抗日[KangRi]救亡运动。全救会成立后，更是被它视作心腹大患，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为支持和捍卫救国[JiuGuo]会，宋庆龄[SongQingLing]与之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全救会刚成立，国民党[GuoMinDang]上海市长吴铁城就攻击它“是非法的、少数野心家包办的反动组织。”并气势汹汹地威逼沈钧儒、章乃器放弃全救会宣言的救国[JiuGuo]立场，自行解散救国[JiuGuo]会。沈、章理直气壮地说：成立救国[JiuGuo]会，是“为良心所驱使，根据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积极从事抗日[KangRi]救国[JiuGuo]工作，除此以外，别无要求，更谈不上什么野心。”并坚定地表示：“忠于宣言的每一句话，宁可坐牢而不愿卖国。”刚病愈的宋庆龄[SongQingLing]得知后，立即致函沈钧儒等救国[JiuGuo]会领袖，充分支持他们的正义行动，并签名于救国[JiuGuo]会的宣言和纲领之后。这不仅是对国民党[GuoMinDang]攻击的有力回击，更是对各界爱国人士的极大鼓舞和支持。

　　1936年秋，伪蒙军在日寇指使和配合下，大举进攻绥远，驻绥傅作义部孤军奋起抵抗。为援绥抗敌，救国[JiuGuo]会发动会员上街募捐，支援前线抗敌将士。这一爱国义举，竟也遭到当局的无耻攻击。9月17日，国民党[GuoMinDang]上海市党部发布所谓“严禁藉名募捐”的通令，再次攻击救国[JiuGuo]会是“非法团体，反动分子之集团”，并诬蔑援绥募捐是“藉救国[JiuGuo]为名敛钱肥己”。对这殊深骇异的攻击，宋庆龄[SongQingLing]当即与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等8人，联名发表启事回击。启事中指出：救国[JiuGuo]会“曾否敛钱肥己，想为国人所共谅。十年来敛钱肥己者究为何种人，亦难逃国人之耳目。市党部果见有敛钱肥己之事实，尽可按法惩治，何能一纸文书，妄加诬蔑”。并反诘道：“倘为政府抗敌军队募捐而竟成为反动，则岂非媚敌卖国，乃得称为正动乎？”在以理批驳当局对救国[JiuGuo]会的种种诬蔑后写道：“窃以国难严重若此，党政诸公既不能领导人民从事救亡工作，人民自动组织，应何欣慰之不遑，讵忍诬为反动，实所不解。”这就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国民党[GuoMinDang]当局反对人民救国[JiuGuo]的丑恶面目，有力地申张了正义。

　　同年9月18日，是九一八事变五周年纪念日，为教育民众不忘国耻，推动救亡运动的发展，救国[JiuGuo]会联合市总工会，市商会等20余个团体，决定在漕河泾举行九一八纪念碑奠基典礼。当局事先曾表示同意，后又出尔反尔，突然下令禁止，在这天派出大批军警特务，阻拦殴打整队前往漕河泾参加奠基典礼的爱国群众，“致受伤者达百人以上，失踪者数十人，被捕者二十余人。”宋庆龄[SongQingLing]对当局制造的这一血腥事件，愤慨无比，即与何香凝联名发出快邮代电，严词指责当局：“民众甚至不能和平纪念九·一八，国事尚堪问乎？政府准备抗敌之诺言，尚能为人民所信任乎？政府果欲人民忘九。一八之耻，以便于敌人之亡我灭我乎？”强烈抗议当局的血腥暴行，并提出了“严办负责官吏，抚慰受伤人民，释放被捕诸人，以安人心”等严正要求。

　　正是由于宋庆龄[SongQingLing]不畏强权，坚决反对国民党[GuoMinDang]的“爱国有罪”暴政，及时揭露和抗议当局迫害救国[JiuGuo]运动的反动行径，才迫使当局不得不有所顾忌。这是救国[JiuGuo]会在国民党[GuoMinDang]统治区内，始终未被扼杀并不断得到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全力以赴积极营救“七君子”

　　1936年11月上旬，上海日商纱厂华工因不堪承受厂主的残酷剥削和欺压，举行了大规模的罢工斗争。救国[JiuGuo]会深切同情并积极支持罢工工人，引起日本帝国主义对救国[JiuGuo]会的更大忌恨。11月18日，日本驻沪领事馆向国民党[GuoMinDang]上海当局提出了即刻“逮捕抗日[KangRi]救国[JiuGuo]会的幕后人物章乃器、沈钧儒、李公朴以及其它五人”的无理要求，并以武力相威胁，扬言如不然，“说不定将发生不测的情况。”国民党[GuoMinDang]当局早就企图逮捕沈钧儒等救国[JiuGuo]会领袖，只是怕在政治上造成太大的被动，才未敢动手，在日寇的压力下，竟不再顾及一切，于11月23日凌晨，在上海悍然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邹韬奋、王造时、史良、沙千里，随后移解到设在苏州的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关押，制造了轰动中外的“七君子”事件。当局在逮捕“七君子”的当天上午，即秘密通报日驻沪领事馆，说明此举是“不顾法律常规加以逮捕，希望切勿登报。”这充分反映了国民党[GuoMinDang]对外屈从日寇，对内非法镇压人民的反动本质，也反映了它妄图秘密处置“七君子”的险恶用心。

　　宋庆龄[SongQingLing]在当天得到“七君子”无辜被捕的消息后，殊为愤慨，立即全力以赴地组织营救活动。她在同日致冯玉祥的函中指出：“章先生等系救国[JiuGuo]会办事人，救国[JiuGuo]为全国国民责任，岂救国[JiuGuo]者即为共产党乎？”要冯主张公道，迅电蒋介石，“立即释放章先生等七人”。翌日，她组织全救会发表《为沈钧儒等领袖无辜被捕紧急宣言》，强烈谴责当局迫害救国[JiuGuo]会领袖。并郑重宣告：“救国[JiuGuo]会的人士既以身许国，决不是逮捕等等，足以阻遏其志愿的！”严正要求“立即释放被捕诸领袖！公开保护救国[JiuGuo]运动！，打倒汉奸！立即抗战！”同时，还通过萨空了主编的《立报》，将“七君子”被捕的消息公诸于世，及时粉碎了当局妄图秘密处置“七君子”的阴谋。11月26日她又以被当局诬为“非法、反动”的全救会执行委员身份，发表《为沈钧儒等七人被捕声明》，对当局“以毫无根据的罪名”，违法逮捕救国[JiuGuo]会诸领袖，提出强烈抗议，并正确指出：“这种逮捕以及这些罪名都是由于日帝国主义的影响所致。”但其结果“完全会出于他们原来的意料之外，仅能更引起中国人民反日的愤怒和爱国的热诚。”

　　“七君子”的无辜被捕，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宋庆龄[SongQingLing]声明的发表，更在各地引起强烈反响，迅速形成了一场席卷全国的营救运动。各地各阶层人民以至海外侨胞、国际友人的抗议呼声持续不断，日益高涨；敦促立即释放“七君子”的电函，如同声讨国民党[GuoMinDang]“爱国有罪”暴政的檄文，纷纷从海内外飞向南京当局。

　　在宋庆龄[SongQingLing]和全国人民的推动下，国民党[GuoMinDang]内部的一些人，包括某些上层人士，也投入了营救活动。时任国民政府军委副委员长要职的冯玉祥，接到宋庆龄[SongQingLing]的信后，即密电蒋介石，“拟请电令释放”章等七人；后又与于右任、孙科、李烈钧等20余名国民党[GuoMinDang]中央执委，联名致电蒋介石，要蒋对此事“郑重处理”；甚至与于右任在南京发起了征集10万人签名的营救运动。爱国将领张学良为营救“七君子”，更是只身飞赴洛阳，面请蒋介石“释放那几位无辜的同胞”，遭无理拒绝后，当面指责蒋“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12月12日，他和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对蒋介石进行“兵谏”的通电中指出：“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心，爱国获罪，令人发指。”并提出了包括“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在内的八项救国[JiuGuo]主张。

　　国民党[GuoMinDang]当局屈从日寇淫威，非法逮捕“七君子”，原以为可以整垮救国[JiuGuo]会，扑灭抗日[KangRi]救亡运动的烈火。但结果与此相反，救国[JiuGuo]会不仅没有被压垮，反而在全国以至海外，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支持；在宋庆龄[SongQingLing]领导和推动下，举国上下群起反对国民党[GuoMinDang]“爱国有罪”暴政，抗日[KangRi]救亡热诚愈益高涨，并加速了国民党[GuoMinDang]内部的分化和对抗。

　　发起救国[JiuGuo]人狱运动力争救国[JiuGuo]自由

　　国民党[GuoMinDang]非法逮捕“七君子”后，遭到全国人民的一致抗议，在政治上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如一意孤行，对“七君子”判罪，必将进一步激怒广大人民，以至众叛亲离，使局面不可收拾；如顺应民意，无罪释放“七君子”，则无异于公开承认救国[JiuGuo]会的合法地位，势必更难控制迅猛发展的救国[JiuGuo]运动。因此，一再延长此案的侦查期，迟迟不敢开庭审理。

　　西安事变发生后，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宋庆龄[SongQingLing]等提出了和平解决的正确方针，经多方努力，终于得到和平解决，使中国政局开始发生重大变化。1937年2月，在国民党[GuoMinDang]五届三中全会上，宋庆龄[SongQingLing]发表了题为《实行孙中山的遗嘱》的演说，指出：“只有忠实执行他的三大政策，才可以救中国。……政府应立即废除新闻出版检查，实行集会、结社、言论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并与何香凝、冯玉祥、孙科等14人联名提出了《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要求“应乘此机会恢复总理三大政策，以救党国于危亡，以竟革命之功业。”在宋庆龄[SongQingLing]等积极推动下，国民党[GuoMinDang]在五届三中全会后，对过去实行的误国政策开始有所转变，救国[JiuGuo]会所努力追求的团结抗日[KangRi]局面，也开始逐渐形成。

　　在此形势下，人们“皆以为沈钧儒等必可无罪释放，而司法方面亦曾一再向沈等作私人表示，法律完全不成问题，不致提起公诉。”4月3日，是“七君子”案羁押侦查期法定最长期限的最后一天，按照法律规定，如不起诉，不得再继续关押他们了。正当人们期待着“七君子”出狱的这一天，法院却突然抛出一篇匆匆泡制的起诉书，以所谓“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等罪名，对“七君子”提出公诉，与已开始出现的“团结御外，共赴国难”的政治气氛大相径庭，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再次掀起营救活动的高潮。

　　为了营救“七君子”，配合他们在狱中的斗争，并推动正在形成的团结抗日[KangRi]局面的发展，宋庆龄[SongQingLing]发起了一场特殊的，以自请羁押的和平方式进行的救国[JiuGuo]入狱运动。6月25日，她与何香凝、张定夫、胡愈之等16人联名向江苏高等法院递状，自请与沈钧儒等“并案办理”，将他们“悉予羁押审讯”。状文指出“窃爱国无罪，不待烦言。沈钧儒等从事救国[JiuGuo]工作并无不法可言，……爱国如竟有罪，则具状人等皆在应与沈钧儒等同受制裁之列。……爱国无罪，则与沈钧儒等同享自由”。并要求法院迅予办理，“以解天下之惑。”他们还在公开发表的《救国[JiuGuo]入狱运动宣言》中壮严宣告：“我们准备好去进监狱了！我们自愿为救国[JiuGuo]而入狱，我们相信这是我们的光荣，也是我们的责任！”并指出：“我们准备去入狱，不是专为了营救沈先生等。”还为了使全世界知道“爱国的中国人决不只是沈先生等七个，而有千千万万个。中国人心不死，中国永不会亡！”最后在宣言中号召各界人民：“我们都为救国[JiuGuo]而入狱罢！”在宋庆龄[SongQingLing]亲自发动和领导下，各界爱国人士纷纷向法院呈文，要求入狱，与沈钧儒等同受处罚，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救国[JiuGuo]入狱运动。

　　7月5日，宋庆龄[SongQingLing]抱病亲赴苏州“投案”，同往的有张定夫、潘大逵、胡愈之、胡子婴等共12人。行前，宋庆龄[SongQingLing]因胃病发作，已多天没有吃饭，胡子婴关切地问：“孙夫人胃病发得这样厉害，到苏州去不要紧吧？”她坚强地说：“不要紧，精神还是很好的，别人因救国[JiuGuo]而受罪，我这小小胃病，算得了什么！”江苏高等法院对这突如其来包括“国母”宋庆龄[SongQingLing]在内的12个“投案者”，始料不及，茫然不知所措，对他们提出的爱国“如果无罪，应把七位救国[JiuGuo]会领袖立即释放；如果‘有罪’，则把我们一起关押起来，因为我们也都是救国[JiuGuo]会负责人”的严正要求，更是无言以答，始终支支吾吾，被追问得狼狈不堪。

　　宋庆龄[SongQingLing]大义凛然，抱病前往苏州“投案”，以坚定的态度，机智、合法的和平方式，与国民党[GuoMinDang]迫害爱国人士的反动行径，展开面对面的斗争，把营救运动推向到了一个新的高潮，使狱中的“七君子”和全国人民深受鼓舞，在政治上造成了对国民党[GuoMinDang]的巨大压力，迫使它始终不敢对沈钧儒等判罪，并在“七七”事变不久，不得不将他们交保释放，后又正式撤销了这起冤案，使这场为人民争取救国[JiuGuo]权利和自由的斗争，终于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由此可见，宋庆龄[SongQingLing]不愧是救国[JiuGuo]会的坚强支柱、救国[JiuGuo]运动的杰出领导人。她在外敌入侵日益猖獗。中国人民面临的亡国灭种危机日趋严重、民族矛盾已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的形势下，始终以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无私无畏，竭尽全力地支持救国[JiuGuo]会斗争，卓有成效地发动广大民众，掀起了一浪高于一浪的抗日[KangRi]救亡斗争的新高潮，充分显示了她伟大的人格力量和不同凡响斗争艺术；她所特有的感召力，极为广泛地带动了包括国民党[GuoMinDang]内部一些上层人士在内的各阶层爱国人士，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坚决反对国民党[GuoMinDang]“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积极争取“团结御外、一致抗日[KangRi]”的统战力量，对国民党[GuoMinDang]转向抗日[KangRi]，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她在救国[JiuGuo]会时期的革命活动，有力地推动了抗日[KangRi]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为中国人民最终取得抗日[KangRi]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