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因所藏的六百余面匾额[BianE]多与中国科举[KeJu]制度相关，故以“科举[KeJu]匾额[BianE]”命名所建博物馆。

　　对于“科举[KeJu]匾额[BianE]”，笔者试为其作如下定义：“国家为参加科举[KeJu]考试，成绩合格被录取而获得相应等级科名（学历）的士子，依照国家旌表制度所奖授的匾额[BianE]”。

　　匾额[BianE]，两千多年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体系，用于朝廷官方和民众生活的所有领域，门类众多。笔者之所以独选“科举[KeJu]匾额[BianE]”，首先，“科举[KeJu]匾额[BianE]”主要为官方奖授，权威性最高，因属古代功名范畴，且与仕途相关，也最为古人所重。

　　“科举[KeJu]匾额[BianE]”多为主持科举[KeJu]考试的高级官员题写。这些科举[KeJu]出身的官员，书法造诣极高，榜书大字风格各异，观赏性强，用典丰富，几乎囊括了中国所有劝勉激励之词，令人品味无限。

　　在笔者集藏的众多名人匾中，北京进士邵庚曾题写的“选拔”二字匾最耐人寻味。选拔二字首先表明该士子为按制度选拔而出，再则表明该士子凭借实力而非舞弊，第三层含义，邵庚曾本人身为考官慧眼识才。

　　最重要的是，在中国古代难以计数的各类匾额[BianE]之中，唯有“科举[KeJu]匾额[BianE]”科名阶梯层次分明，名次高低有序，体系完整，主线清晰。

　　“科举[KeJu]匾额[BianE]”是在宋代重文抑武、科举[KeJu]制度更为完善的状态下出现的，是科举[KeJu]制度与国家旌表制度相结合，用匾额[BianE]将科举[KeJu]功名物质化、艺术化的结果，强调了教化作用。

　　“科举[KeJu]匾额[BianE]”虽始于宋，但时至今日，真正宋代的木石“科举[KeJu]匾额[BianE]”已如凤毛麟角。本馆虽有两面题刻宋代年款匾额[BianE]，但是明清重制的。古人对“科举[KeJu]匾额[BianE]”态度诚实，故重制时都刻有“重修”二字。现多数贩宋元匾者，皆将“重修”二字剔除，以求高价，反而失去了文物价值。

　　宣扬教化，是匾额[BianE]问世的重要功用之一，汉代已经确立为国家制度。这在《后汉书》中有载录：“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这项制度为各王朝所承袭，成为移风俗、美教化、安邦治国、维护社会秩序安定的重要手段，以致对社会治乱和国家兴亡产生巨大影响。

　　一面面匾额[BianE]高悬于登科及第士子家大门之首，一方面标识着他们的身份和地位之荣耀，从教化角度说，则是为世人树立了榜样和楷模。尤其是高高镶嵌在精美牌坊牌楼上的“科举[KeJu]匾额[BianE]”，更是影响和引导无数人踏上追求功名的科举[KeJu]之路，使读书做官成为共同追求的价值取向，将“科举[KeJu]匾额[BianE]”的教化功能发挥到了极致。

　　正是“科举[KeJu]匾额[BianE]”在教化中的宣扬，在宣扬中的教化，帮助科举[KeJu]制度延续了1300年之久。

　　“科举[KeJu]匾额[BianE]”作为教化形式，其持久性、彰显性、观赏性和潜移默化的特征，无论现代传媒如何发达也难以替代。古老的传统文化，用古老而又行之有效的形式来传承效果最佳。因为匾额[BianE]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姚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