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NanHai]疆域是在中国人民对南海[NanHai]认识以及活动范围不断扩大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中国历代文献中所记录的南海[NanHai]地名，对我们考察中国南海[NanHai]疆域的历史形成，提供了重要基础。

　　一、从“涨海”、“珊瑚洲”看唐代之前中国人民对南海[NanHai]的认识和活动范围

　　早在公元前2000多年前的汉代，中国人民已经开始了在南海[NanHai]的航行和生产活动。随着航海活动的持续开展，以及造船技术的提高和渔业范围的扩大，中国人民首先发现了南海[NanHai]诸岛，并对南海[NanHai]有了初步认识。

　　东汉杨孚《异物志》记载：“涨海崎头，水浅而多磁石，缴外大舟，锢以铁叶，值之多拔。”三国时期万震著《南州异物志》记录了从马来半岛到中国的航程，其载：“东北行，极大崎头，出涨海，中浅而多磁石。”这两条史料的记述十分一致，其中所言“崎头”是我国古人对礁屿和浅滩的称呼；而“涨海”即我国古代对南海[NanHai]最早的称谓；“涨海崎头”指南海[NanHai]诸岛的礁滩。从杨孚和万震的记载表明，至少在东汉时期，我国人民已经初步了解到南海[NanHai]的基本特点。中国早期其他史籍中关于“涨海”的记录频繁出现，可以确定，在古代历史时期以“涨海”泛称南海[NanHai]已被人们普遍接受和采用。当然，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推论，“涨海”主要是指东沙群岛[QunDao]及西沙群岛[QunDao]局部海域，“珊瑚洲”主要指东沙群岛[QunDao]及其海域。

　　至隋唐两代，“焦石山”和“象石”两地名的出现，表明中国人民在南海[NanHai]的活动范围已经达到了西沙群岛[QunDao]。《隋书》记载，公元607年，“（常）骏等自南海[NanHai]郡乘舟，昼夜二旬，每值便风，至焦石山，而过东南，泊陵伽钵拔多洲，西与林邑相对，上有神祠焉。”其中记载的“焦石山”即礁石，从航程来看确指西沙群岛[QunDao]。唐代杜佑所著《通典》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载，同样以“焦石山”指称西沙群岛[QunDao]。

　　唐代又以“象石”指称西沙群岛[QunDao]。贾耽《广州通海夷道》载：“广州东南海[NanHai]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又南二日，至象石，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劳山，山在环王国东二百里海中。”据著名史学家冯承钧先生考证，其所言九洲石位于当今海南省文昌七洲列岛；占不劳山即今越南占婆岛；环王国位于今越南中部。从航程来计算，“象石”即西沙群岛[QunDao]。在后代，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都有“象石”为西沙群岛[QunDao]的记载。

　　从上述，可以清楚地看到，至晚在汉代，中国人民已经对南海[NanHai]有了初步认识。至晚到隋唐，中国人民的活动范围已经达到东沙群岛[QunDao]和西沙群岛[QunDao]，标志着中国南海[NanHai]疆域范围的雏形已经初现。

　　二、从“石塘”、“长沙”等看宋元明清中国人民对南海[NanHai]的认识以及活动范围

　　宋代以来，中国人民对南海[NanHai]诸岛的认识日渐深入，在南海[NanHai]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从宋代到清代，南海[NanHai]诸岛的地名具有以下特点：

　　1、名称繁多。出现石塘、长沙、千里石塘、万里长沙或万里石塘、千里长沙等等若干名称。据厦门大学林金枝教授统计，“仅宋元明清四代，记述南海[NanHai]诸岛石塘、长沙之类的文献、图籍多达百种，名称叫法二十余种。”

　　2、地名相对集中。基本上采用了石塘和长沙命名各群岛[QunDao]，表明人们对南海[NanHai]诸岛的认识趋向一致。从航线的记载考证，宋代史籍中的长沙多指今西沙群岛[QunDao]，而石塘多指今南沙群岛[QunDao]。同时，出现了专用地名，如用“七洲洋”专指西沙群岛[QunDao]。

　　3、文献图籍记载频率高。表明人们对南海[NanHai]的关注和了解程度大大提高，对南海[NanHai]的认识更加具体、翔实，不仅对南海[NanHai]的水流、风向等有了一定的掌握，而且对南海[NanHai]海底复杂的地理结构也有了认识，大体上区分出南海[NanHai]航行的危险地带，因此有所谓“上怕七洲、下怕昆仑”的航海谚语。

　　在宋代文献中，值得关注的是赵汝适所著《诸蕃志》，其载：“暇日阅《诸蕃图》，有所谓石床、长沙之险，交洋、竺屿之限。”由于当时南海[NanHai]诸岛中沙、南沙均为航海的险要之地，即“石床、长沙之险，”且在中国界限之内，所以这一记载表明，至宋代人们已认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界限在交洋（即交趾洋，今北部湾）与竺屿（即Pulo Aor，今马来西亚半岛东岸外的海岛）一线，中国南海[NanHai]疆域更加清晰。此外，史料表明，至宋代中沙群岛[QunDao]、西沙群岛[QunDao]、南沙群岛[QunDao]及其附近海域不仅成为中国人民经常性活动的区域，而且西沙群岛[QunDao]及其附近海域更成为水师巡防的重要海域。

　　元代文献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元代已经开始将南海[NanHai]诸岛区分为四个岛群。从1329年到1345年曾亲赴南海[NanHai]和印度洋一带的汪大渊，在其所著《岛夷志略》中明确记述包括今西沙、中沙、东沙和南沙诸群岛[QunDao]在内的南海[NanHai]。可以说，元代是中国人民在南海[NanHai]活动区域由中沙群岛[QunDao]、西沙群岛[QunDao]向南沙群岛[QunDao]延展的过渡期。到了明清时期，中国人民在南海[NanHai]的活动范围涵盖了整个南海[NanHai]，南海[NanHai]疆域范围由此也大大延伸。

　　明代关于南海[NanHai]诸岛的史载、图籍大量增多，各类地名林林总总，但总体而言相对集中在石塘、长沙以及由此演化出来的相近的地名，如千里长沙、万里石塘等。从现有史料来看，明代最早标绘南海[NanHai]诸岛的地图，当属1402年李荟和权近所作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图中在南海[NanHai]海域分别标绘有“石塘”、“长沙”、“石塘海”等地名，根据我国著名南海[NanHai]史地专家吴凤斌先生的研究，它们分别是今东沙、西沙和中沙、南沙。

　　至清代，中国人民涉历南海[NanHai]的人数日益增多，在南海[NanHai]活动的范围逐步得到稳固；南海[NanHai]四个岛群得到了明确、清晰的区分，南海[NanHai]疆域范围日渐明朗。如成书约在清康熙末年的《海道针经》（乙）《指南正法》针对我国到东南亚国家的航线、航程、地理地势，都有十分详细的记载，还对不同群岛[QunDao]分别命名。再如，曾担任过高雷廉总兵官的陈伦炯撰著的《海国闻见录》不仅详细记录了南海[NanHai]地理形势和部分资源情况，还对南海[NanHai]诸岛四个群岛[QunDao]有了更加详尽而精确的记载，对四个海域进行了清晰划分。

　　值得注意的是，流传于海南民间的《更路簿》（又称《水路簿》）所记载的地名和航线记录了海南渔民在南海[NanHai]诸岛的作业路线以及渔民对西沙、南沙有关岛、礁、滩、洲的命名情况。它是渔民通过航行实践和渔业生产积累而成的航海指南，深刻地反映了我国渔民经过长期的生产活动后对南海[NanHai]诸岛的认识，充分表明最晚到明代，四个群岛[QunDao]及其附近海域已经成为中国渔民传统的作业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