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90岁生日之际，回首我个人的经历，从一个“亡国奴”变成一个人民教师、博士生导师，我由衷地感谢党。

　　我是辽宁省瓦房店市西海岸复州湾人。6岁时，日本侵略者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翌年建立伪满洲国，从此东北人民沦为亡国奴。我们朱家是周围十里八村的“诗书世家”，我祖父是老私塾先生，叔父[ShuFu]是小学校[XueXiao]长。当“亡国奴”后，给我幼小心灵留下的第一个深刻印象，是“去中国化”。伪满政权建立后，从复州湾警察署派出两个警察，由小刘屯分驻所警察带到我家，检查带有“中国”印记的书刊。命令我祖父，凡是带有“中国”字样的书刊，必须一律烧掉。以后不准再提“中国”、再说是“中国人”，否则就要受到惩罚。

　　在敌伪期，祖父不再去城里教私塾，利用我家东侧的4间空房，办了一所4年制的小学。我就在这里跟祖父读完小学。小学毕业[BiYe]后，随叔父[ShuFu]进城读高小。伪满高小开始开设日语课，因受政治环境的影响，小孩都抵制学日语。同学中间流传着民谣说：“日本语不用学（当地方言读xiao）,再住3年用不着。”叔父[ShuFu]知道我对学日语有反感，不愿学习，于是找我谈话说：“我不管你对日本人怎么看，当作敌人也好，当作朋友也好，不管是敌人还是朋友，都需要你懂得他们的语言文字，这是[ZheShi]你的能力。不能把时间浪费掉，自己还学不到东西。”从此以后，我认真学习日语，成为全班全校的佼佼者。高小毕业[BiYe]后，我校有7名毕业[BiYe]生自愿报考沈阳二中（奉天二高工科），结果全被录取。在沈阳上学期间，正是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键时期。日本经济已经捉襟见肘，穷于应付。沈阳中学[ZhongXue]住宿生根本吃不饱饭，每人每顿只能摊上一碗生了虫子的高粱米稀粥,根本没有蔬菜，只有几块透出白硝的咸菜。

　　中学[ZhongXue]毕业[BiYe]后，如果不能升大学[DaXue]，就必须去服兵役或当劳工。这是[ZheShi]迫使殖民地奴隶为日本帝国主义服务的官方规定。叔父[ShuFu]非常关心我中学[ZhongXue]毕业[BiYe]后的去向，他对我说:“咱们家靠工资糊口，没有钱供你上大学[DaXue]。中学[ZhongXue]毕业[BiYe]后，去大连找个手工作坊学点手艺吧！”我说：“行啊！到时候再安排吧。”叔父[ShuFu]又说：“你中学[ZhongXue]毕业[BiYe]前，还可以考一下公费大学[DaXue]，如建国大学[DaXue]或军事院校，如考上了不用家里花钱，就可以上学。”结果在1943年冬，考上了新京军官学校[XueXiao]预科。

　　在军校呆长了，才知道这是[ZheShi]一所表里差别很大的学校[XueXiao]。表面上这是[ZheShi]一所为日本帝国主义培养军事奴才的学校[XueXiao]；实际上暗中被变为培养革命者的学校[XueXiao]。军校里的中国教官对中国学生无话不谈。教化学的张教官，经常在课堂上介绍抗日战争发展形势，特别是介绍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抗战的情况。在校时谁都知道，三期的连长是共产党，形象地将三期称为“高粱米饭”（意即红色）。军校有共产党领导的反满抗日秘密组织，并且组织了多次反满抗日起义。新中国成立后，吉林省第一任公安厅长吕天，就是军校的一位教官，同时是地下组织的领导人。

　　二战结束后，在长春大学[DaXue]学习期间，我参加了党领导的进步组织“新文化行动同盟”，直至上了特务的黑名单。1948年4月24日，国民党特务对长大学[DaXue]生大逮捕，根据地下党的决定，我们撤到了解放区。

（作者系东北师范大学[DaXue]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