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诬为汉奸，拒绝延安邀请

　　1932年10月15日晚，患病在上海休养的陈独秀[DuXiu]最后一次被捕。在押送囚车上，他先是谈笑自若，可到了南京，却迟迟不下来。看守员大异，催问几次，发现陈独秀[DuXiu]正呼呼大睡，后来陈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何应钦传讯他，他挥毫题赠“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传讯毕，军政部的青年军人团团围住他，向他索书纪念，他欣然应允，直到墨汁写尽方才解围。法庭上，大律师章士钊说：“他已经不是共产[GongChan]党员，应该从轻处理。”陈独秀[DuXiu]说：“章律师之辩护全系其个人意见，并未征求本人意见。” “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

　　在狱中，陈独秀[DuXiu]的生活几乎与在家中一样，起初监狱不许他看书，他绝食抗议，狱方只能默许，他在牢房里摆了两个大书架，上面堆满了经史子集。比他小29岁的夫人潘兰珍每日来探视，两人行为亲密，旁若无人。陈独秀[DuXiu]当时除了稿费没有任何收入，在狱中开销过大，多靠友人接济。胡适凡经过南京，总要去看他，有一次因故没去，陈独秀[DuXiu]大发脾气，胡适听说后赶去说明和道歉，并按照陈提出的书目送去书籍。

　　1937年，南京遭到日军轰炸，陈独秀[DuXiu]被提前释放。蒋介石派朱家骅去游说，答应供给10万元经费和5个国民参政会委员的名额，要他组织一个新党。陈独秀[DuXiu]嗤之以鼻：“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第二次合作，既然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

　　此时，陈独秀[DuXiu]的学生、托派分子罗汉也来到南京，请八路军办事处叶剑英、李克农等帮助营救尚在狱中的托派分子，并重提与中共[ZhongGong]中央“合作抗日”的建议。周恩来、林伯渠、王若飞、叶剑英等都作出了热情友好的表示，在延安的毛泽东和张闻天代表中央对陈独秀[DuXiu]等表示出欢迎的态度。

　　恰在此时，中共[ZhongGong]驻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代表王明和康生由莫斯科回到延安，当讨论到是否恢复与陈独秀[DuXiu]合作抗日的问题时，王明声色俱厉地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反对托派，不能仁慈手软，陈独秀[DuXiu]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

　　会后，康生即在《解放》周刊发表《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诬指陈独秀[DuXiu]等是每月领取300元津贴费的日本侦探。接着，《群众》和《新华日报》等也随声附和发表文章。许多知名人士对此困惑和不平，他们联名致信《大公报》说：“对彼蒙此莫须有之诬蔑，为正义，为友谊，均难缄默，特此代为表白……”

　　陈独秀[DuXiu]对汉奸的罪名大怒，立即致信《新华日报》，他说：“我坦白地告诉你们：我如果发现了托派有做汉奸的真实凭据，我头一个要出来反对，否则含沙射影、血口喷人地跟着你们做啦啦队，我一生不会干这样昧良心的勾当。”自此，陈独秀[DuXiu]将他与中共[ZhongGong]中央之间的门彻底关闭，再不开启。

　　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

　　晚年，陈独秀[DuXiu]隐居四川江津，潜心研读，冷静思考，对于“民主”，他有了更深刻的反思。目睹斯大林残酷迫害党内外人士的暴行后，陈独秀[DuXiu]再次发生重大思想转变，他几乎推翻了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信仰。他写道：“斯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产阶级独裁制的逻辑发展……排斥议会制度，同时便排斥民主，这正是苏俄堕落之最大原因；议会制度会成为过去，会成为历史残影，民主则不然也，苏维埃制若没有民主内容，仍旧是一种形式民主的代议制，甚至像俄国的苏维埃，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

　　胡适给陈独秀[DuXiu]的评价是“终身反对派”，陈对此深以为然。纵观其一生，从十六、七岁反科举，到二十多岁反清廷，再到反军阀，反孔教，反旧文学，反国民党独裁专制，再到反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肆意干涉，反中共[ZhongGong]党内的左倾盲动主义等等，他一生从未屈服。

　　强烈的叛逆思想和刚烈性格，使得陈独秀[DuXiu]在风云变幻的大时代中，始终站在风口浪尖，抛出具有预见性的真知灼见，也是这种性格，使他在政治舞台上缺乏“变通”能力，不懂韬光养晦，更不会玩弄权术。一大代表包惠僧回忆说：“ 陈独秀[DuXiu]不讲假话，为人正直，喜怒形于色，爱说笑话，很诙谐，可是发起脾气来也不得了。他认为可以信任的人什么都好办, 如果不信任就不理你，不怕得罪人，办事不迁就。” 李达甚至说陈独秀[DuXiu]“具有恶霸作风”，有一次陈独秀[DuXiu]在看一位同志寄来的工作报告，看了最初几行就“大发牛性”，摔了两个茶碗，“我劝他看完再说，他才勉强看下去，看完后才觉得适才的动作是过火了”。工作方法的缺陷，使陈独秀[DuXiu]的政治思想无法顺利施行，甚至造成早期党内分裂。

　　鲁迅是这样评价他的：“假如将韬略比做一间仓库罢，独秀[DuXiu]先生是外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陈独秀[DuXiu]晚年说：“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他更顽强地说：“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我绝对不怕孤立。”

　　1942年，贫病交困的陈独秀[DuXiu]在孤独中去世，走完倔强坎坷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