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人的社会群落整合，与其社会结构发展有一定的联系，因气候变化而导致的经济结构改变，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所出现的风险，是促使社会群落主动合并的原动力。关于经济体规模与抵抗风险的关系，前文已经详细论述过，此处不再赘述。

　　以畜牧业为主要经济支柱的经济模式，其抵御风险能力脆弱，可延展性也比较差，人口增长速度稍微放快，社会群落内的经济链条立刻就会绷紧。至于遭遇到些许天灾人祸，社会秩序因经济动荡就会产生不可避免的混乱。如果社会群落内部无法消化经济压力，那么就会转向将经济压力施加给周边临近的社会群落。

　　河套地区，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其意义之重大几乎等同于命脉。因为这里富足的经济环境，是扩大社会群落经济弹性并进一步发展的关键资源，是承载游牧文化的重要载体。失去这个地区，就等于失去了社会群落的半条命脉，所有战略发展规划都将改变，这必然是匈奴人不愿接受的。然而军事实力上的差距，使得他们无法正面对抗强大的秦帝国军队，只能将经济生活区迁移至秦帝国军队的军事打击范围之外。

　　由于游牧民族生活习惯所致，他们几乎长年生活在马背上，对于马匹的驾驭能力要远优于农耕民族。如果将这特性应用到军事技术中去，将会对部队的机动性和杀伤力带来巨大的提高。对于匈奴人来说，几乎不用特意的训练，就能将骑术转化成军事技术。这种高机动性、高灵活性与高杀伤力的结合，使得匈奴人的小股武装力量经常能骚扰得秦军不胜其烦。为了降低匈奴人游击的威胁，秦帝国军队在司令官蒙恬的指挥下，开始建立朔方之城，同时迁移人口对此地进行经济开发。汉帝国大将军卫青主持建立的朔方城，正是基于秦时蒙恬建城旧址，对其进行翻新加固才成的。

　　秦始皇逝世后，帝国内部产生突变，随后各地的武装叛乱扰乱了帝国的一切秩序。原定的筑城计划随着这场内乱，终因无人督促、负责而流产。我们不难理解这一点，既定的千秋霸业蓝图都半途而废，何况区区一个朔方城。帝国内乱期间，受政治胁迫的移民开始私下里离开了河套之地，或是返回故乡，或是逃向山野，总之是逃离开险地避祸去了。边防的压力减弱，使得匈奴人再次活跃在河套地区。

　　秦汉交替的八年战争里，几乎摧毁了中原地区的一切经济带，而这八年则给了匈奴人充分的整合社会群落的机会和休养生息的时间。汉定中原后，匈奴业已成为中国北方最强大的游牧民族社会群落。社会群落的扩大，势必使经济体扩大；经济体扩大，势必导致抗风险能力增强。经济的稳定促进了人口的增长速度加快，人口的增加达到一定程度，推动了对更多资源的需求——这是建立在生产技术无提高基础上的必然结果。

　　为争夺资源，公元前200年九月，匈奴悍然夺取了汉属地马邑(今山西朔州)地区，之后继续南进，于晋阳(今太原西南晋源镇)地区与汉军产生大规模武装冲突。汉高祖率军亲征，初战小胜，而后乘胜追击，结果于平城地区(今山西大同市东北)遭遇匈奴军埋伏，败走后退守白登山(今大同市东北马铺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白登之围。

　　● 白登之围脱困的疑点

　　史上记载的白登之围，汉高祖脱困办法是听从谋士陈平的计策，贿赂冒顿单于的阏氏，请她吹枕边风，以求得单于通融，放高祖一条生路。个人认为这个说法比较儿戏，起码有这么几个疑点，值得我们斟酌。

　　第一，这种大规模军事行动，带妻子上阵无异于将她暴露在风险之下。哪怕是女人随军前进，至少也应该留在远离战场的，相对比较安全的战略缓冲地带，以便在军事行动失败后的撤退中一起带走。我们姑且退一步讲，匈奴的女人像男人一样骁勇善战，可以随军出征而不能成为软肋。与单于地位相近的单于夫人，出于安全考虑，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见得到的吧。

　　第二，处于严密的军事封锁之下，有什么人可以顺利地突出重围，并携带大量物资，潜入到匈奴军队统帅的身边？这显然是个比较离奇的说法。且不说遇到接近包围圈时的格杀勿论，仅仅语言沟通上的障碍，就为交流上平添许多不便。交流上的困难，如何能使高祖的使者顺利地到达单于阏氏的驻地，很令人费解。

　　第三，假定匈奴人围攻格杀汉军的意志不那么坚定，没有处死汉高祖派遣的使者，而是把他带到军队统帅处，那么究竟是应该带给最高统帅单于，还是该带给他的妻子？这又是个考验常识的问题。

　　第四，单于阏氏是否具备对于匈奴的军事、政治的干预权。关于此可以从两个方向做考虑：如果不具备干预权，那么她没有资格向单于提出政治意见；如果具备干预权，那么她的意见能在多大程度上左右单于的决策，这是个很难说得清楚的问题。

　　第五，如果冒顿单于听从了阏氏的观点，不再觊觎汉地而就此退兵，那么之后立刻又进军代地(今山西代县雁门关一带)的行为就非常难以解释了，因为这前后言行显得过于自相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