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法律的特点是“以礼入法”，“悯老恤幼，矜不成人，宽妇女而贷贱役”是立法的一条基本原则。特别是宋元以来，程朱理学对于国家立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立法者一方面制定了限制妇女出面涉讼的法律，另一方面也为涉讼的妇女制定了很多宽免措施。

　　清朝道光中期，绍兴人胡学醇出任山东博平知县，博平城西有孀妇李氏之子李全四向人借钱不还，被告到县里。胡学醇派差传讯，结果李全四逃跑不见，其母李氏情愿投案。胡知县当时的第一想法是：“余以为此必李氏被控理屈，而故藏匿其儿，恃妇出头者也。”（胡学醇《问心一隅》）胡学醇为官博平，造福地方，后入祀山东名宦祠。就是这样一个爱民如子的父母官，治下的孀妇前来投案，却认为她可能“恃妇出头”，可见成见之深。

　　现存的徽州文书、淡新档案等明清诉讼文书档案资料中，有很多妇女涉讼的案例。在妇女告状的状词中，常有“欺寡”、“欺氏孱孀”等套语。而对手的状词中则称她们是“泼妇”，说她们“恃泼逞刁”，认为“妇人混控，明系挟恨陷害”。而审判者也可能会产生“恃妇出头”、“恃妇泼赖”的印象。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立场，对于涉讼的“妇女”有不同的看法。众所周知，明清时代诉讼状词的撰写存在着固定的故事模式，在诉说案情时，常常使用固定的套语，用来强调自己的可怜、对方的邪恶，以获得官员的同情。“欺寡”与“恃妇”是妇女涉讼的状词中常见的套语。当时的做状者非常善于使用这些词汇，以使自己或当事人在诉讼中处于有利地位。

　　不仅判牍、诉讼文书档案中频见“恃妇”之类的说法，甚至皇帝的谕旨也屡屡提到过诉讼中的“恃妇”现象。例如，清朝嘉庆二十五年二月，皇帝在上谕中批评山东的吏治民风，指出“鞫案之时，有倚老逞刁者、有妇女肆泼者”，而地方官平日又多畏事，“以致莠民日益得志。良懦甘受欺陵”（《嘉庆上谕档》，二十五年二月初九日）。老人、妇女本来是弱者，但在皇帝的眼中，这些逞刁的老者、肆泼的妇女成为欺凌良懦的莠民。

　　“恃妇”现象产生的根源

　　关于妇女的诉讼资格问题，唐宋时代的法典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成书于北宋徽宗政和年间的《作邑自箴》一书中曾提到妇人告状时，状式中应该注明其是否怀有身孕，但也没有其他的限制。南宋时期曾任江西提刑的黄震发布过《词诉约束》和《引放词状榜》，对女性告状人做出了限定，要求“非户绝孤孀而以妇人出名不受”。到了元朝皇庆二年十二月，刑部针对当时妇女常常代替儿夫、子侄等赴官争理、妄生事端的情况，立法限制妇女出面告状，刑部认为“妇人之义，惟主中馈，代夫出讼，有违礼法”，因此要求妇女“若或全家果无男子，事有私下，不能杜绝，必须赴官陈告，许令宗族亲人代诉”（《元典章》刑部卷之十五，代诉，不许妇人诉）。至此，从国家法律上明确了妇女与老、幼、笃疾者并列为限制诉讼行为者，告状必须由人代诉。明清的法律沿袭元代的规定，《大明律例》、《大清律例》都明确规定除了谋反、杀伤等重罪外，妇女告状必须由人代诉（抱告）。现存的清代诉讼文书档案中保留下的“状式条例”中均规定了妇女出名告状，状词中必须写有抱告人，否则不准受理的条款。

　　抱告制度的设立，目的为限制妇女涉讼于公庭，以免有违礼法、有伤风化。不过，明清时代，抱告制度在实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抱告成为具名。在元朝的法令中规定除了“寡居无依”的妇女以外，禁止妇女出面到衙门告状。但明清时代，特别是通过现存的清代地方诉讼档案可以发现，所谓抱告，只是状词上列出抱告人名字，很多情况下仍然是妇女自己出面涉讼。第二个变化则是罪责抱告人制度的确立。在皇庆二年的规定中，妇女如果由人代诉，所告不实，止罪“妇人”，代诉人并不承担责任。但是从明代开始，法律规定了如果妇女诬告他人，则将抱告（状）人“问拟如律”，通过罪责抱告人来限制妇女的诬控行为。不过，在抱告人仅仅具名的情况下，如果妇女诬控、虚控，仅仅依靠惩罚抱告人并不能达到直接的效果。特别是抱告人逃亡或躲藏起来的话，惩罚抱告人也就失去了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