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末，侨居海外的两位学者曾经引发过对革命话题的讨论，许多精彩的意见，都通过列举诸多历史案例详为佐证：1789年的法国革命、1917年的俄国革命，甚至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惟独少见有人提及中国的辛亥革命——对此稍有迟疑，便会尴尬，尴尬之余，不免想起，这总是出于某种原因吧！也许由于这场革命声势和影响不够大？也许由于它的酝酿和发展过程不够典型？似乎都有一点道理，不过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对它的结果一直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估计。

　　成功？失败？无需求索的结论

　　几十年来，说起辛亥革命，有人认为它取得了成功，也有人认为它彻底失败，条分缕析，各自有理。同一件事，竟然会有两种完全相悖的结论，而且让人难以分清两者间的正谬，岂非咄咄怪事！其实，用形式逻辑的方法稍事检验，很容易发现问题症结的所在。判断的大前提：辛亥革命的历史使命（目标）——推翻满清皇朝，建立民主中国。由于这一前提含有前后两个部分，“成功”论者只择取了前一部分，“失败”论者则只瞄准了后一部分，于是，前者的小前提是：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皇朝，结论：成功了；后者的小前提是：辛亥革命没有建立民主中国，结论：失败了。

　　其实，后人以为这前后两部分的革命目标是一个整体，原也没有错，因为不“推翻满清皇朝”，“建设民主中国”从何说起？前者是后者无法回避的先决条件。然而，当时的事实却是，这二者并非同时作为一个整体提出，后者是前者的补充和发展，但是并未成为革命阵营内部一致的共识，甚至一度导致统一阵线队伍的分裂和瓦解。为了厘清真相，不妨对当时情况做些简要的回顾。

　　十九世纪末，中国积贫积弱，变革可以说已成为朝野上下的共识。就连慈禧太后在镇压了戊戌维新之后，也动了实行新政的念头。变革的愿望最为强烈的当然是汉族知识分子群体，而他们中除了保皇党人以外，共同的第一诉求就是“驱除鞑虏”。革命团体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无不以此作为自己的宗旨，至于“驱除鞑虏”之后的国体、政体和政策，则几乎是各有各的想法，而且都不甚明晰。所有关于革命的宣传，自然也都是以反满排满为中心内容。当时以一死而名动天下的陈天华和邹容，所留下的脍炙人口的篇章——《猛回头》、《革命军》，可以说是影响最大、最为典型的革命宣传资料了，今天读来，难免从中嗅出种族主义煽动的气味。这样说，并无苛责前贤的意思，为了尊重事实，引一点原文：

　　五千年我汉人开基始祖，名黄帝自西北一统中央。夏商周和秦汉一姓传下，并没有异种人来做帝皇……俺汉人百敌一都还有剩，为什么寡胜众反易无常？只缘我不晓得种族主义，为他人杀同胞丧尽天良。莫学那张弘范引元入宋，莫学那洪承畴狠心毒肠，莫学那曾国藩为仇尽力……那元朝杀中国千八百万，那清朝杀戮我四十星霜；洗扬州屠嘉定天昏地暗，束着手跪着膝枉作天殃。

　　以上唱词节录自陈天华的《猛回头》。选择戏词这种体裁自然是为了向下层民众进行宣传以扩大影响。邹容在《革命军》里发出的种族主义呼号则更为激烈：

　　诛绝五百万有奇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净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黄帝子孙，返命还魂，至尊极高，独一无二，巍巍哉，皇皇哉，革命也！

　　邹容虽然年纪小（死时不过二十岁），他的《革命军》却是推动辛亥革命爆发的一篇很重要的革命文献，不然他也不会被新政府追封为“大将军”。他的忘年好友章太炎，作为革命舆论的引领者之一，当时流传最广的名句也是：

　　愿吾滇人，勿忘李定国；愿吾闽人，勿忘郑成功；愿吾越人，勿忘张煌言；愿吾楚人，勿忘何腾蛟；愿吾桂人，勿忘瞿式耜；愿吾辽人，勿忘李成梁……

　　章的光复会同志、杀身成仁的徐锡麟更是直截了当、掷地有声：

　　与我同胞，共复旧业。誓扫妖氛，重新建国……报往日之深仇！

　　总之，一片反满、排满之声，确实也正符合当时的各大革命团体的“共同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至于“民主共和”云云，当时即使有人提起，也是语焉不详。这一方面可能由于这些先行者们自己也不甚了然——谁能说清楚民主政治建设该从何处着手？它需要一些什么样的前提和基础？己之昏昏，何能使人昭昭！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他们本人对共和政体和立宪民主制度还是有所了解的，但出于策略的考虑，回避了这一话题。因为一则当时要中国的民众接受民主这个绝对生疏的概念，肯定难度很大；二则通过控诉种族压迫的罪恶以激发革命的热情，简单而直接，最易获得宣传鼓动的理想效果。而只要群众被唤起了，摧枯拉朽，满清帝国的倾覆指日可待。就像陈天华所分析的：

　　五百万旗人，不事生产。满不及汉，百分之一，安坐天下二百余年，岂是满人才能，乃是我汉人的愚蠢。发一声喊，他就坐不稳了。

　　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武昌首义爆发之后，虽然当时现场并无一个有力的政党，也无一个有声望的领袖，但居然就站住了脚，且旬月之间，南方各省纷纷独立，清廷几乎没有作出什么反抗，就宣布放弃政权。这其实就可以说，辛亥革命成功了。

　　然而，“革命仍未成功”。这又是一个对照革命目标必然得出的结论。当时孙中山已经提出了建立民主政治的理念，1906年，他就指出欧美共和国盛行的代议政体仍有其弊病，他要在中国实施直接民权，即“国民除选举权外，并有创制权、复决权及罢免权，庶足以制裁议会之专制”。后来他在《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一文中又特别说明：

　　……我们推翻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它分做两次去做。讲到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立宪民主政体。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

　　上述孙中山的政纲表明，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他是要毕其功于一役的。当然，事与愿违，辛亥革命并未能完成政治革命的任务，相反把中国带入了长年内战的混乱局面，于是便有了“失败了”的结论。孙先生自己大约也是失败论者，所以他直到1925年去世之前还一直强调“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