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主席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西南地区是红军长征经过地域最多、经历时间最长的地区，长征中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发生在这里，红军无数感天动地的英雄壮举产生在这里，长征所蕴涵的先进军事文化极大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宝库。今天，以新的视角审视长征及其产生的先进军事文化，能够得到许多新的思考和启迪。

　　长征途中召开的多次重要会议，都是先进军事文化的胜利

　　从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到1936年10月22日三大红军主力会师，红军在长征途中尤其是西南地区召开了多次重要会议。这些会议是改变红军命运、使濒临绝境的红军从危难走向坦途、从失败走向胜利的重要会议。在这些会议中，其中的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等重要会议，主要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与博古、李德的教条主义作斗争，解决了红军的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其中的两河口会议、芦花会议、沙窝会议、毛尔盖会议、巴西会议等重要会议，主要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正确的政治路线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政治路线作斗争，解决了红军的团结统一问题。

　　世界观方法论是军事文化的核心，决定着军事、政治行动的结果。深入分析长征途中召开的历次重要会议，我们不难发现，每次会议都是惊心动魄的世界观方法论的激烈交锋。尤其是1935年1月15至17日召开的遵义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毛泽东等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教条主义错误，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会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等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形成的战略战术原则，指出博古、李德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运动战，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同时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的航船终于有了一位能驾驭其进程的舵手！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为代表的一批党的领袖人物，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抓住事物最本质、最核心的要素，制定出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定，而博古、李德等人生吞活剥马列主义个别词句，不顾现实斗争客观实际，机械地僵化地照搬外国经验，几乎葬送了整个红军；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具有远大战略眼光，他们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己任，站得高看得远，始终正确把握革命航向，团结和带领广大军民共同奋斗，而张国焘眼界狭隘、私欲膨胀，为一己之私利分裂党和红军，终归走向革命的反面。先进战胜落后、真理战胜谬误、团结战胜分裂、实事求是战胜教条主义，这就是中国工农红军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政治逻辑和军事文化逻辑。

　　长征途中重大战役战斗的胜利都是谋略和智慧的生动展示

　　长征途中中央红军共进行了380余次战役战斗，其中最著名的如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红二方面军在西南进行的主要战役、战斗，如巧渡鸭池河、乌蒙山回旋战、六甲阻击战等；红四方面军进行的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嘉陵江战役等，都发生在“敌军围困万千重”的大西南地区。这些战役战斗，是在祖国大西南这个广阔的舞台上，以红军为主角演出的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展示了红军创造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争奇观。一边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红军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充分发挥运动战的特长，把“打”与“走”科学结合起来，用“走”创造战机，以“打”开辟道路，在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中牵着敌人鼻子走，使敌人闻风丧胆，摆脱了被动，争取了主动；另一边是蒋介石坐着飞机跑，跑到哪里，哪里战事紧、吃败仗，黔军、川军、滇军各怀鬼胎，互相戒备，见死不救，乱了一盘棋，处处变被动。一边是我英勇的红军为人民而战，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不畏强敌、不怕牺牲，不怕武器装备落后，不惧高山阻隔、河流挡道，慷慨赴死、前仆后继，用鲜血和生命铺就胜利的道路；另一边是国民党的军队，军纪涣散、畏缩不前，在烟土、银元的刺激下，在长官手枪的逼迫下和红军打仗，贪生怕死，能逃则逃，逃不了就投降。长征中的战役战斗，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智斗勇，共产党胜利了；是“得民心”与“失民心”的博弈，共产党得道多助，走到哪里，人民群众的无私支援就延伸到哪里，国民党失道寡助，鱼肉乡里，盘剥百姓，就难逃失败的命运；是红军和白军信念、意志、勇敢的较量，同样是红军胜利了。与其说这些胜利是军事的胜利，不如说是先进军事文化的胜利，是“得道”与“失道”价值博弈中“得道者”的胜利，敌人不是败在武化上，而是败在文化上。在长征途中进行的重大战役战斗中，尤其是四渡赤水最为出神入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