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宾四先生(1895-1990)生活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西文化思想激荡的时代，主张“新中国之新文化则仍当从旧中国文化中翻新”，并坚信中华文化可对人类文化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他的学术进路全然围绕传统学术展开，却又能体现现代学术精神。早年，他曾以《先秦诸子系年》和《刘向歆父子年谱考》而享誉学界，以后又对应于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而撰写同名专著。抗战期间，他的《国史大纲》与《中国文化要义》表现了他独特的中国历史观与文化观；以后又集多年工夫撰写了《宋明理学概述》与《朱子新学案》，借对宋明理学的阐发以表达其关于中国文化的理想。凡此都表明，他是以传统文化与传统精神，走出一条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道路。光明日报国学版刊发有关文章，推动研究。谨表谢意。

——钱 逊

19世纪以来，西方文化猛烈冲击东方。在众多中国人丧失文化自信心的年代，少许深邃的思想家、学问家却没有随波逐流，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坚定的守望者，钱穆（1895-1990）便是其中之一。他终其一生都在探讨中西文化的优劣，揭示中国文化的独特路径，为中国文化“正名”，“为故国招魂”（余英时语）。由此建立起独特的文化史学体系，使他在20世纪的学术史、思想史上占有重要一席。

文化类型说

近代以来，许多人将中西文化的差别理解为线性进化过程中的高低阶段不同，将西方文化视为进步的象征，将中国文化视为落后的代表。这种思想的逻辑前提，是相信各民族、各文化之间存在着“普遍的历史规律”，相信人类历史沿着同一种轨迹演变。事实并非如此。

钱穆把世界文明分作西方型和东方型两类，前者指环地中海的埃及、巴比伦、爱琴、希腊、罗马及所波及的欧洲全部，后者指华夏中国及所波及的朝鲜、日本、蒙古、西域、青海、西藏、安南、暹罗等地。西方文明务于“力”的争斗，东方文明务于“情”的融合。西方文明是以转换为特点，在各区域民族之间转相更替，总是后浪覆盖前浪，很少继承；东方文明则以扩延为特点，周边民族都被中华文化同化，绵延千年不绝。这两种类型平行发展，互不冲突，交流甚少而各有偏重。类似的看法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早已言之，但梁漱溟的论证是从哲学研究入手，而钱穆的论证则是从历史研究入手。

钱穆指出，最足以代表中国文化的是“历史”。因为历史包括了一切，是客观的、实际的。历史不断地在变，尤其是近百年来更甚。但是如果单以近百年来的历史来代表中国的文化，还是不够的。因此，必须要以长时间的历史来衡量、讨论、比较，才能对中国文化有所认识。由此可见，钱穆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是在一个更加客观的立场上展开的，因而较之梁漱溟更有说服力。

在此种思考框架下，钱穆处处将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进行对照研究。他说，希腊与罗马是两个不相衔接的异质文化；而从先秦到汉代，则是浸染弥漫、直接相承的文化庚续。蛮族与罗马帝国，文化本不相同，所以歼灭罗马帝国之后，必得另起炉灶；而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早就深受中华文化的熏染，所谓“五胡乱华”只是中国社会内部的波澜，隋唐帝国重建统一，所承袭的北朝文化也是汉化后的北方文化。罗马帝国解体后，欧洲即陷入黑暗时代，而中国则不然。中国由秦汉至隋唐，其文化的一脉相承昭然若揭。宋明理学既是佛教革新（即禅宗）的结果，又是门阀社会破灭的结果，是平民思想的新气象，与西方中古时期的教会文化完全不可类比。

他认为，中国自秦以下，即为中央统一的郡县之制，根本不足以谈“封建”。中国的皇帝制度以平民社会为基础，并无特殊的贵族阶级；中国历代的封君少、地位受到限制，地主与农民之间实为经济契约关系，根本没有西方式的采邑地主。所以，两千年的中国实在不能称为“封建社会”。自秦以下，中国的发展道路是“经济地域逐次扩大，文化传播逐次普及，政治机会逐次平等”，这对于不少学者（尤其是西方人）把中国社会视为长期停滞的观点，无疑是一大反驳。

“中国文化演进，别有其自身之途辙”，中国的政治组织与中国的地理环境、学术思想相协调。在“大一统”的氛围中，中国人没有感到空中天国的必要，所以没有形成西方类型的国教。耶教的推行，正是由于欧洲人无力建造合理的新国家，人间幸福无望，故而转向上帝。中国在隋唐时期，虽然佛教流行，但中国人继承的仍然是孔子、董仲舒一脉相承的文治思想，根本没有出现政教合一的局面。西方有残酷的宗教屠杀，中国则没有。禅宗的流行，与西方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差不多，是中国化的文化。

钱穆发表这些观点时，流行的主流史学方法是实证研究，流行的主流观点是西方认同论，即拿中国历史比附西方历史的简单粗糙的进化论。这种线性进化论者认为，中国仍停留在西方的“中古时代”。钱穆在抗战的播迁流离之中，以满腔爱国热情讲授中国通史，“于客观中求实际，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国史大纲·引论》），不仅在学术方法上克服了通与专的冲突，还展现出极大的学术勇气和思想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