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突尼斯、埃及、约旦、也门、巴林、利比亚等中东国家（2009年的伊朗也可以算是其中一个）的政治动荡与剧变，引起国内外各界极大的关注和猜测。国内各个阵营的、戴着不同颜色眼镜的观察者们，不遗余力地涂抹和描画着这些遥远且陌生国度里发生的“热闹”。殊不知，这正是改革开放30余年以来国内主流知识界基本上从未关注过的边缘地带（显然，这样的地带还不止于此）。中东国家最近的时局发展，通过网络不难得知概貌。然而，中东不是没有历史的，囿于时事的评判和分析还远远不够。如果把中东放进20世纪以来的现代史中，或者放到上千年的文明史上来看，或许更有利于我们整体地看清今天中东的种种情势。以最具典型意义的埃及为例，通过考察其现代历史进程，可以更清晰地理解近来中东剧变的特征。

　　一、世界历史上的埃及

　　中东大国埃及是最为重要的阿拉伯国家，它地跨亚非两大洲，大部分位于非洲东北部，只有苏伊士运河以东的西奈半岛位于亚洲西南；总面积为10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8000万，主要是阿拉伯人，伊斯兰教为国教，其信徒主要是逊尼派。

　　1.独立前的埃及

　　埃及曾经建立起人类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政治和物质文明。然而，两千多年来的埃及历史，基本上都处于外来力量的侵入、影响和引导之下：希腊、罗马、拜占庭、阿拉伯、奥斯曼土耳其、西方殖民者……当然，这些因素也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不同程度地融入到了埃及土壤中。从今天的视角看，确立了当代埃及民族属性的是公元7世纪的阿拉伯—伊斯兰化。到公元714年，阿拉伯语取代希腊语成为迄今埃及唯一的官方语言。

　　阿拉伯帝国自13世纪被蒙古人灭掉后，重振了中东世界伊斯兰雄风的是奥斯曼土耳其人。后者建立的帝国一直延续到1922年才从历史上消失，留下了今天以小亚细亚为主要版图的土耳其共和国。埃及是罗马帝国的粮仓，同样也是奥斯曼帝国的粮仓。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尊重埃及当地实际与特殊性，没有在这里推行类似于采邑制的“蒂玛”制，尤其注意继续保护和维系埃及的农业。当时，奥斯曼高官都把能够到埃及做总督视为最大的享受。

　　19世纪上半叶，穆罕默德·阿里使埃及实际上脱离了奥斯曼帝国的控制。阿里的改革也被看作是埃及现代化的启动。但是，埃及1801年遭到英国的侵略，1882年被武装占领，成为英国向地中海东部扩张的基地和通向海外东方殖民地的重要通道，此后几十年时间里，埃及一直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存在。

　　1883~1907年担任英国驻埃及总领事的克罗默设计了对埃及的殖民统治制度。英国人不仅在政治和军事上控制了埃及，而且还进行了系统的经济盘剥。克罗默主持了埃及经济的发展模式，他提出了“农业经济专业化”。19世纪末，英国棉纺织业大发展，为了满足兰开夏纺织厂的大量需求，克罗默确定了英国对埃及的政策是“首先要求埃及向英国出口棉花，然后再进口纺织品”。他的所谓“农业经济专业化”，极大地增加了棉花种植面积在埃及耕地面积中的比重，棉花种植挤掉了粮食作物，结果，有“粮仓”之称的埃及，竟然要从拉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进口粮食。这就使得埃及农民在棉花出口和粮食进口方面都要受到英国商人的盘剥。

　　1922年，英国被迫承认埃及为独立主权国家，但实际上仍保持着对埃及的殖民统治，并在1936年签订了奴役性的《英埃条约》，规定英国可以在苏伊士运河区驻扎军队，有权使用港口、机场等交通设施等。英国垄断了埃及的棉花生产收购和出口。1948~1952年埃及棉花种植面积占耕地面积的近1/3，出口额占埃及总出口额的一半以上。埃及成了曼彻斯特纺织工业的棉花生产基地和商品的销售市场。

　　2.独立以来的埃及

　　二战后，埃及人民掀起了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潮。1952年，以纳赛尔为首的埃及自由军官组织发动革命推翻了法鲁克王朝，取得了反帝反封建的重大胜利。四年后，苏伊士运河被收归埃及国有。纳赛尔在反对殖民主义，建设埃及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和主张，被称为“纳赛尔主义”，它的本质是包含着民主主义内容的民族主义。其主要内容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纳赛尔主义对埃及的现代化，起了重大的指导、规范和促进的作用。

　　纳赛尔的民族主义是在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压迫，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过程中形成的，其核心是“消灭帝国主义”、“建立一个自由和公正的民族国家”。纳赛尔思想最为著名的是他的两种革命观：政治革命，指的是对外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对内推翻本国封建专制统治；社会革命，是在埃及社会中实现公正和平等的民主革命。纳赛尔在具体的实践中是以军队为依靠力量，以两种革命观为理论指导，同时争取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最终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文明富强、独立自主的新埃及。

　　独立后，为了发展埃及，纳赛尔提出了他的关于埃及建立社会主义的主张。他认为，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均可简称为“富足”和“正义”四个字，即“建立一个富足和正义的社会，一个劳动和社会均等的社会，一个生产的社会和福利的社会。”按照纳赛尔的看法，“富足”指生产和发展；“正义”乃社会公正和分配公正。二者的关系相辅相成。没有富裕的正义意味着分配贫困，没有正义的富足意味着增加财富的集中。在所有制问题上，纳赛尔主张由人民控制一切生产资料，但不必废除私人所有制。纳赛尔式社会主义不但是1960年代埃及政治生活的指导原则，而且还影响到利比亚、苏丹、南也门等国，特别是到了利比亚，卡扎菲将其发展为“世界第三理论”。

　　上世纪60年代初，纳赛尔顺应时代潮流，决心对埃及社会进行改革。国家开始大规模地国有化和全面干预经济。到1964年末，所有大企业和部分中型企业都已国有化。到1966年，公营企业产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64%，占10人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的90%。其工人人数占全国工人的一半。私人资本的活动范围和投资方向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纳赛尔时期，埃及的工农业有了一定的发展。但由于政策过左和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埃及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到60年代后期，增长率降至1.5%。

　　1953~1970年，埃及进行了两次土地改革，全国一共分配土地817538费丹（埃及土地单位，1费丹约合4200平方米），占全国耕地面积的12.5%，受益者达341982户。然而占土地不足1费丹的农民总数仍多达81.5%，大多数地主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高达100费丹。这些数据说明，埃及社会的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程度是惊人的。

　　1970年，萨达特继任总统。在政治上，萨达特主张民主，在经济上实行开放政策，在外交上则推行“积极中立”和“不结盟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力图打破中东“不战不和”的局面，以谋求和平解决中东问题。这些政策的正确实施，使埃及在国际上的地位得到了迅速提高。尤其是在1970年代末埃以实现和平，使中东地区消除了一大隐患，为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这也是萨达特被伊斯兰极端分子刺杀的重要原因之一。萨达特执政期间，实行开放政策，大量吸收外资，在强调国营企业为支柱的同时发展私营企业。同时，开放封闭八年之久的苏伊士运河，大力开采石油，鼓励侨汇，发展旅游业。但私人资金集中于商业和其他容易获利的行业，致使埃及国民经济结构比例严重失调，财政入不敷出，靠借债度日，外债由1970年的40亿美元猛增至1980年的300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