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公共物品与民众的生产积极性

　　人类社会最初主要的公共物品并非法庭、灯塔或其他公共设施，而是战争。《左传》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是对内的公共物品，“戎”则是对外的公共物品。即使被认为是孕育了中华文化的周族，据钱穆先生说，最初也只是一个武装集团。一般的公共物品有较好较坏之分，可有多种结果；而战争这种公共物品一般只有两种结果，战胜或战败。战胜则扩张领土、掠得财宝和奴役他族；战败则丧失生命或自由，财宝被掠，土地被占。

　　所以政府本身的强制性，首先是因战争的强制性。如果不想被敌人强制，就要强制自己。这也许是政府这种强制性组织出现的最早的原因。组织资源以进行战争就只能采取强制性的手段，如规定民众有服兵役的义务和征税。早期的税赋主要用于战争，可以从“赋”字的结构看出。右边的“武”字已经说明其目的，左边的“贝”字则指货币。《汉书·邢法志》说：“税以足食，赋以足兵。”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兵役和纳税的含义，就是从自己拥有的资源中拿出一部分用于战争。这一部分如果太少，投入战争的资源不足以战胜敌方，则会因战败而遭受重大损失；如果太多，就需要民众在自己的资源中拿出更多的份额用于战争。但当这个比例过大时，民众的经济自由就会受到侵犯，他们也没有积极性去进行生产活动，他们的收入会减少，作为民众收入一部分的战争所需资源也会减少。这也可能最终导致战争的失败。

　　所以，在理论上，有一个将资源用于战争的最佳比率，如果都换算成货币，就可称之为最佳税率。然而，在人类社会发展初期，找到这一最佳税率相当困难，这需要相当长时间的探索。税率往往在“太少”和“太多”之间徘徊。在外无强敌，威胁尚远时，一个社会可能会采取较低的税率；但当大敌当前，威胁迫近时，就可能采取较高的税率。

　　并且，组织资源投入战争的政府并非只是提供公共服务，它有着自己的利益。如果从民众那里征得的税赋高于用于战争的花销时，就会有盈余，这一盈余就会归组成政府的政治集团享用。因而，借用民众对敌人的恐惧，更有可能获得更多的税赋，从中获得更多的盈余，也许是不少组成政府的政治集团的一种短期倾向。当这个政治集团的领导人物有着长期眼光时，他们会抑制征重税的倾向。

　　在一个社会中，有一些集团更有优势提供进行战争的资源，他们就更喜欢战争，也更喜欢由战争的原因而向民众征收更多的财富。这些集团即使在政府内部，也与作为一个整体的政府不同，他们并不考虑从长期看提高税率是否压抑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阻碍了社会的繁荣，和动摇了政治集团的政治基础，只是借战争之名从政府和社会中获得更多的私利，因而这种集团所推动的高税率还存在着一种利益刚性，使之不易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