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有基督信仰的缘故，我有时候自认为自己对秋风兄的工作，是能大致理解的。一个热爱古典自由主义的知识人，忽然开始迷恋儒家传统价值，从张君劢的世界切入，精耕细作，其目的当然是发现了自由主义的无力，希望找到一种与传统有关的终极价值。

　　几年前我从余英时先生的著述中，也看到了这种非常明显的学术努力。这是不是一个有着良好历史学训练的中国式读书人一定会走的路，我相信秋风兄自有判断。

　　余英时先生的书，我是每逢必读，而且是精读。这回拿到的，是他最近的结集《史学研究经验谈》 (余英时

　　著作，上海文艺出版社)书中提到诸多先生求学时代的小故事，芳香可口。比如余先生回忆，他细读钱穆先生的书，读书笔记写满了整个纸张，钱先生看到之后，说应该留下三分之一的空白处，等日后遇到与他不同的观点，可以整理出来，记录在一起，以此做到兼容并蓄。余先生感叹，钱穆先生的这种学术雅量，影响了他一辈子。

　　余英时先生虽然客居美国超过了半个世纪，虽然他具有足够宽阔的世界视野，但他的史学方法，却一直坚守纯正的中国范式。在诸多具有大气象的海外大家之中，余先生多年以来总是提醒众人，不要陷入西方中心论的窠臼之中，中国的问题，必须在中国语境下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解释体系。

　　这正是余先生的学术立场：把中国文化传统本质上视为固有的起源和独立生长的体系。在这个前提下，先生沿着两条路径工作：

　　第一，中国文化必须按照其自身的逻辑并同时以比较的观点加以理解。所谓比较的观点，先生指的是早期帝国时代与印度佛教的比较，以后十六世纪之后与西方文化的比较。而十九世纪以来中国与西方的第二次相遇，毫无疑问是震撼世界的历史现象。从二十世纪初期开始，中国人的精神便极大地关注在中国对西方的问题上，仅仅用自身的逻辑而没有比较的观点来解释中国的过去，无疑将冒着陷入简单中国中心主义的古老窠臼的风险。

　　第二，余先生总是将焦点放在历史阶段的转变时期，他认为无论是孔子时代，还是孔子之后的时代，中国与其他文明相比，悠久历史的连续性，非常显著。这种不断演进的过程，连续与变化相互交织，因此，余先生试图弄清楚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思想、社会和文化变迁，试图辨识中国历史变迁的独特模式。

　　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余先生将他的注意力，锁定在一个重要的范式：“道”。并认为中西文化之间在基本的价值上似乎存在着大量重叠的共识。中国的“道”毕竟也是对共同人道和人类尊严的承认。因此余英时比谁都坚信，一旦中国文化回到“道”的主流，中国与西方相对的一系列问题，就终结了。

　　问题在于，余英时先生孜孜以求的中国之“道”，那个被孔子，老子反反复复陈述的“朝闻道，夕死可也”、“道可道，非常道”，真的就是中国人的终极真理吗，是不是也是老子、孔子们的一种虚无的追问呢这正是所有试图在传统文化里寻找中国人的现代性的最大的危险，如果孔子、老子的追问是不确定的，那么余英时先生坚守的“道”，同样也是不确定的。那么，余先生的工作，要么是通过自己的努力，重新赋予“道”以明确的定义，要么从西方语境里寻找真正的“道”。

　　余先生当然是智慧的，他提到了联合国1948年的人权共同宣言，关于人权的界定，即人权是对共同人道和人类尊严的双重承认。余先生的意思是说，儒家伦理虽无人权名词，但毫无疑问，具有人权的理念。

　　拉拉杂杂写了这么多，其实是想就教于秋风兄，每次见面，都没有展开。在这里简单地说出来吧。(苏小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