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论”是古代政论的重要命题，也是因时而异、价值多元的命题。时至清代，封建论呈现出分歧走向，各自报告着时代的消息。

　　“明亡之思”与王夫之以“势、理、天”论“封建”

　　明清鼎革之际，一批思想家从总结明亡教训出发，探讨封建、郡县两制的优劣，其间蕴含着经世

　　卓见。王夫之赞同柳宗元的《封建论》，在其《读通鉴论》中着力发挥郡县制的合“理”、顺“势”之义。王氏指出，郡县制取代封建制的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即使执掌权柄的专制帝王也不能与“势”争锋，故“夫封建之不可复也，势也”，“封建不可复行于后世，民力所不堪，而势在必革也”。王夫之主张废封建，其意不限于加强中央集权以确保国家一统，还着眼于“民力”的承受度，较具人民性。他主张废除世卿世禄制，还着眼于倡导选举制，所谓“封建废而选举行”，布衣士子因此得以登上政治舞台，显示了其作为庶族士人反对封建贵胄特权的倾向。

　　较之柳宗元以“势”论封建，王夫之则作了深度开拓：于“势”后探“理”。王氏说：“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哉！”（《读通鉴论》卷一）从而在更高层次上揭示“封建——郡县”之辩背后的历史规律性问题。在论及汉代抑制诸侯势力的举措时，王夫之说：“武帝之众建王侯而小之，唐、宋之先声也。一主父偃安能为哉？天假之，人习之，浸衰浸微以尽泯。”（《读通鉴论》卷三）深刻说明主父偃单车赴齐而使齐国归服，并非主父偃个人力量所致，乃“天”藉其实现客观规律罢了。

　　王夫之将秦废封建提升到历史哲学的高度：“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测，有如是夫！”“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其说颇类似黑格尔“最大的‘罪孽’反而最有益于人类”的名言。在这种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颇相矛盾的现象背后，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支配力量在起作用，黑格尔归之于“绝对精神”，王夫之则归之为“理”，终之于“天”，从而把秦汉唐宋以来的“封建论”推到历史哲学的高峰。

　　黄宗羲、顾炎武从“封建”古义引发“分治”论

　　清初另一哲人黄宗羲也用心于“封建论”，但不同于王夫之肯定“废封建”的历史必然性，黄氏努力从政治层面阐发“封建”可资今用的积极意蕴。在《明夷待访录》的未刊篇《封建》中，黄氏说：“自三代以后，乱天下者无如夷狄矣，遂以为五德诊眚之运。然以余观之，则是废封建之罪也。”黄宗羲还设问：秦以前未发生夷狄灭国，是否因为“夷狄怯于昔而勇于今哉”？答案是否定的，他进而解释三代能抗御夷狄的原由：“则封建不封建之故也。”“若封建之时，兵民不分，君之视民犹子弟，民之视君犹父母，无事则耕，有事则战……”（《黄宗羲全集》第一卷，第419页）

　　应当指出，三代的夷狄之患相当深重，商代夷狄（如鬼方、工方、人方、夷方）对中土的威胁不小，而殷纣之亡，是因其忙于征讨夷方，重兵东移，周武王才乘虚而入。周代夷狄之乱也十分严峻，宣王“料民于太原”、幽王亡于犬戎便是显例。故黄氏三代夷狄之祸不及后世的判断，是一种主观立论。当然，黄氏将殷周兵民不分视作抵御夷狄入侵的制度原因不无道理，而且黄氏也知道，封建古制的寓兵于农，现世已难以效法，于是他退而求其次，主张在边境设置有封建意味的方镇，以增强抵御夷狄的边防力量。他说：“今封建之事远矣，因时乘势，则方镇可复也。”黄氏还通过总结“封建”与“郡县”的利弊，来论述“方镇”的效用：“封建之弊，强弱吞并，天子之政教有所不加。”“郡县之弊，疆场之害苦无已时。欲去两者之弊，使其并行不悖，则沿边之方镇乎。”（《明夷待访录方镇》）这里所列封建、郡县各自的短处，是公允平实之论。

　　顾炎武也有类似看法，他认为“封建”与“郡县”各有得失，应当以古“封建”精义弥补现实的“郡县”之缺陷。顾氏不同于某些理学家的迷恋古封建，也不像有的论者一味肯定郡县，而是对两种制度作理性的历史考察。他作《郡县论》九篇，其首篇曰：“封建之废，非一日之故也，虽圣人起亦将变而为郡县。”这是确认郡县代封建的历史必然性。紧接着，顾氏揭示运作两千年的郡县制滋生弊端的现实情状：“方今郡县之弊已极，而无圣人出焉，尚一一仍其故事，此民生之所以日贫，中国之所以日弱而益趋于乱也。”（《亭林文集》卷一）

　　顾氏指出，君主集权的弊端在于，“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为求解救之方，他追溯周代封建制，认为周天子与公、侯、伯、子、男差别不大，“非绝世之贵”，所以天子“不敢肄于民上以自尊，……不敢厚取于民以自奉”。在比较“封建”与“郡县”两制之后，顾氏说：“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而明清时的主要问题是“其专在上”，鉴于此，顾氏提出改良策略：一是改变由朝廷“多设之监司”、“重立之牧伯”的作法，转而完善乡亭之职，使乡里基础组织发挥社会组织和伦理维系作用，如此“天下之治若网之在纲，有条而不紊”（《日知录》）。二是将宋明以来君主独掌的“辟官、莅政、理财、治军”四权，分割给地方郡县守令，顾氏倡言：“尊令长之秩，而予之以生财治人之权，罢监司之任，设世官之奖，行辟属之法，所谓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二千年以来之弊，可以复振。”

　　顾氏对自己的“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构想十分看好，他说：“后之君苟欲厚民生，强国势，则必用吾言矣。”（《郡县论一》，《亭林文集》卷一）可见，顾炎武的封建论，要旨是以古封建“分权”之义纠正君主专制集权政治的偏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