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败退台湾到艰难安身，从反攻大陆到经济振兴，从一党专政到走向民主，从大权在握到沦为在野，从党务革新到重进庙堂……中国国民党走过了一段兴衰荣辱之路，其风云际会般的历程，对任何一个执政党，都有着不言而喻的启示意义

　　中国国民党，由近代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创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其前身为兴中会、中国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1919年改名为中国国民党，1927年完成形式上的全国政权统一，成为执政党。1949年10月，国民党执政22年后，在与中国共产党的较量中败北，退居台湾。

　　第一次失权：溃逃台湾

　　长期以来，海内外学者探讨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崩溃原因时，认为主要有政治反动、经济腐败、派系内耗、军事无能等，本文仅从国民党自身情况来进行分析。

　　政治运作方式国民党杂揉苏联共产党的“党治”与西方式民主为一体，其所谓的“民主集权制”实则是“以党治国，一党独裁”。1924年，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主张“以俄为师”，仿照苏俄共产党的组织模式改组国民党，但却并未接纳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因为在他看来三民主义更适合中国国情。实质上，这是“中体俄用”—— 以三民主义为体，以俄共组织为用的治党策略。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民党为贯彻孙中山的以党治国理念，效仿苏俄的政党体制，设立了集权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同时，又按照西方分权学说，设立了五院(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制。事实证明，这种兼收并蓄的结果是消化不良，各学了“半套子”：既没有学到苏俄的党治，也未能实行西方式民主。

　　以党治国是革命初期的必要策略，其核心是通过政党的力量和作用建立民主政治。问题是国民党的党治未能真正得到贯彻。党治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国民党却四分五裂，难以达成统一的政见，而党外的反对声不断。如此，党不像党，固难收党治之实效，党并不能控制政府，特别是省以下的地方政府。20世纪30年代就有人指出：“苏俄是真正党治的国家，而中国是冒牌党治的国家”。“五院制”是孙中山的“共和理念”在国家政体上的具体实践。但在实际操作中，“五院制”并未做到五权分立，却成了国民党内部派系争斗的工具，也是蒋介石实现个人独裁的牺牲品。与孙中山的初衷背道而驰，国民政府的“五院制”统辖在一党专政之下，上演的是国民党式的“假民主真独裁”。

　　组织架构国民党组织松弛涣散，党组织在地区和党员成分上分布不均，基层组织空虚薄弱。1924年改组之后，国民党的组织系统是：中央党部－省党部－县党部－区党部－区分部－小组。抗战前，省一级党部尚不健全，更不用说县以下的基层组织了，国民党出现“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城市有党，乡村无党”的组织危机。1938年，国民党决定大力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为了大量吸收新党员，自1939年起，全国各地出现强迫军队官兵、各机关公务人员、青年学生集体加入国民党的现象。据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统计，截至1945年底，国民党在全国29省建立了正式的省党部，县市级党部扩张到1992个，区分部增至78681个，在某些地区也建立了区分部和党小组。1945年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在《党务检讨报告》中指出，国民党组织的特征是：“上层臃肿，中层隔阂，下层虚弱。” 党员仍是“城市较多，乡村较少”。显然，组织规模的扩大既没有改变党员的成分结构，也未改变党组织的基础薄弱。到1945年，号称800万党员中，占60%的军队党员没有参加过实际的组织活动，而军队党组织之外的普通党部基本是公务人员多而农工少。国民党不能向下层社会辐射渗透，党的基层组织自然空虚薄弱。

　　社会动员力国民党对民众的动员因路线错误导致成效不彰。1924年改组时，孙中山就认识到，民众的力量一旦动员起来，其能量是无穷的，希望通过党的宣传教育，将党的主义和纲领灌输于民众，化民力为党力。北伐战争中，国民党在共产党人的协助下，广泛发动农工群众支援北伐，充分显示了现代政治动员的巨大威力，有力地推动和配合了北伐的进程。

　　但在1927年武力“清党”分共后，国民党认为国共之间只能拼武力，不能拼党力，即国民党搞工农运动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为了与共产党彻底划清界线，国民党采取与共产党路线相反的“共取我弃”的方针，如共产党走“群众路线”，国民党则“不要民众”，将中央农民部、工人部、商人部、青年部、妇女部一度撤销，并禁止和防范民众运动。由此，党民关系由动员体制转变为控制体制。蒋介石执掌政权后，动员民众完全被统制民众所取代。在蒋介石的思想认识中，没有思想文化动员，只有武力强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