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因“集体偷粮罪”，湖南沅江农民钟枚生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1971年刑满释放；2010年，钟枚生在申诉时，极偶然地看到了自己25年前的再审无罪判决——早在1985年岁末，沅江法院就已为他平反。今年——2011年8月，沅江法院成立“钟枚生事件”调查处理小组，着手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

1961年属于三年困难时期之一，20岁的钟枚生是生产队的仓库保管员。那时“大办食堂”，自家不许开伙，吃不饱肚子的饥饿感，是国人的最深感受。在种什么长什么的江南，情况也不妙，我父亲曾跟我说，那时没粮食吃，还好有糠，可是糠吃下去无法消化，大便拉不出来，只得用竹篾条往肛门里硬挖……作为物质的粮食，对人，尤其对农民来说，是多么的重要，无论哪个年代都一样。看电影《白毛女》，透过杨白劳就知道没有余粮的日子尤其年关多么难过；读著名作家刘恒的小说名篇《狗日的粮食》，就明白没有粮食的“粮食”为何得诅咒；看女作家虹影的长篇《饥饿的女儿》，就晓得饥饿年代的苦难为什么令人不寒而栗……

为了活命，一些“狡猾”的农民偷点粮食，还真是一个现实。可是钟枚生却是稀里糊涂地变成了“罪大恶极”的“偷粮贼”，父亲的阶级成分也由“贫下中农”被人为改成“地主”，他这个“地主的儿子”就“顺理成章”地被判了十年。这是历史给钟枚生开的第一个“司法玩笑”。但一个个荒唐岁月过去，时光终于到了改革开放时期。1985年，沅江法院为钟枚生冤案平反。可谁都没有想到，“平反”了却没有“昭雪”——冤案没有得到及时洗刷，历史跟钟枚生开了第二个“司法玩笑”，作出无罪判决了，当事人却并不知晓，因为平反判决书没送达，至于原因，如今已经没有人能用证据来解释清楚了。

这一切，看来只能归结为“历史的笔误”了。我们的国家民族走过的司法法律之路，就是这样的。早在19世纪初，德国著名历史法学家萨维尼就提出一个著名命题——“法律是民族精神的体现”。萨维尼认为，法律就像语言、风俗、政制一样，具有“民族特性”，是“民族的共同意识”，“世世代代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它“随着民族的成长而成长、随着民族的壮大而壮大”，当这一民族丧失其个性时，这个民族的法也就趋于消逝……不能否认，萨维尼所洞见的“法律是民族意识的有机产物”、“法律与民族生活、民族精神相互共生”，是一种客观的司法法律存在，我们其实就是这样。然则，在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之后，我们的法律在体现民族精神的基础上，也更多地接受了世界司法文明之光，更多地尊重证据、尊重人权、尊重法律本身的尊严。

由是观之，今天我们对待钟枚生冤案，一是坦然承认历史的错误，而且是历史的两次错误，坚决告别历史带来的“法玩笑”；二是从现实出发，有错必究，知错必改，在司法法律层面给予公民钟枚生以赔偿。目前钟枚生已向沅江法院提出国家赔偿申请，要求给予国家赔偿51万多元、精神赔偿100万元。这个数额可以依据法律酌定，但“赔偿”是唯一的弥补路径。

走过跌宕起伏的历史时期，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希望国家是平平安安的，社会是平平安安的，家庭是平平安安的，个人是平平安安的……真的，民安才能国泰，同样，国泰才能民安啊！

（徐迅雷 作者系系杭州《都市快报》首席评论员，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