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行动惊天动地，“革命”一词的含义却难求一解。首先，它指一个过程，一些重要集团不再留恋既有政权，并转而反对这一政权的过程；其次，它指一个事件，一个政府被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而推翻的事件；再次，它指一个计划，新成立的政府试图改变它所要负责的整个社会各方面的计划；最后，它指一个政治神话，讨论的更多是应该是什么而非实际上是什么。在中国革命中，革命者普遍接受的是第二种含义。这就是毛泽东说的：革命是暴力，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我们须要注意的是，毛泽东是到1927年才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行出这一判断的，此时共产党和毛泽东已经拥有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了。革命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革命者并不是一开始就自觉地怀有阶级意识参与“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1、浪漫期

　　革命有多种形式、有许多阶段。王凡西观察到：“自从‘五四’以后，一直到‘三一八’以前，北京的学生运动，仿佛始终不曾越出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的范围。虽然五四运动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斗争，但五六年来北京学生的政治运动，却远落在上海和广州之后，它在社会意义上未曾深化，在斗争形式上也老守着天安门开会及向政府请愿的一套。因孙中山入京及其死后所形成的京中政治空气，虽然浓厚生动，却并不严肃深刻。这个空气里带有节日的欢乐意味，有大团圆的升平景象。操军权的冯玉祥系，操政权的安福系与政学系，以及主学政的国民党、研究系和共产党领袖之间，似乎彼此并不存着不可调和的斗争。人事关系错综复杂，思想界限不很清楚。在少数上层领袖，多数的下层群众中，流行着普遍印象，仿佛革命问题可以解决于私人联络，能取胜于文字争辩，能赢得于示威请愿。这个‘时代’，我们可以称之为革命的浪漫的、文学的、蜜月式的阶段。这个阶段在历史上经常以热的铅和红的血来结束。而三一八惨案恰好就供给了这两件必需的东西。”

　　浪漫期的革命也可以说是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主导的革命。广场和旗帜是它的主要意象，集会演讲、流行示威是它的主要内容，混合着青春骚动的反抗现实是其主要特征。1930年，还是江苏淮阴中学生的温济泽入团后，听多了“我们要破坏一个旧世界的”宣传，就联系到自己：“我现在已经入团了，能做些什么呢？”“我们经过商量，就在晚上到一些没有人的教室里，砸电灯泡，抬了课桌从二楼向下扔。我们以为日积月累会为‘破坏旧世界’尽一份力量。”破坏性是青春期的本能之一，不满现状是青年学生的普遍心理，革命似乎也因此成为人生必然的一个阶段。1925─1926年间北京大学一千三百多名学生中虽只有二三十名共产党员，但“由于时代的整个风尚所趋，有些青年人正愁得不得其门而入呢。组织方面并不广开大门，争取对象相当谨慎，怕的是让投机分子大量地涌进来。”浪漫期的冲动还不是真正的革命，“一个思想运动的前哨战和后卫战，常常采取了文学的形式，当这个运动达到政治斗争或军事斗争的高潮时，文学的声音便听不见了。”温济泽在搞了那些破坏之后，团支书找他谈话：“革命是要推翻旧社会的制度，是要靠党，靠红军，靠整个无产阶级和劳苦人民组织起来，把旧社会制度推翻。你这样乱干，怎么能破坏旧世界呢？”

　　鲁迅说1926年3月18日段执政府枪杀请愿学生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统治者的暴行启示着革命者也必须使用有组织的暴力。3月22日，中共中央在《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中说：“真正爱国的民众尤应集中于广州国民政府旗帜之下，助成他们的北伐使命。”北伐标志着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革命方式的转变：浪漫期转为现实期，政治期转为军事期。此后的革命主要不是靠辩论和请愿，靠广场集会和游行示威，而是靠武力和血腥。不是青年学生而是职业革命家和坚忍的战士成为革命的主体。

　　浪漫期当然只是革命的初级阶段，但“破坏”却是整个革命的特点。曾志1928年郴州时也有过种冲动：

　　那时在我的身上有着一种红的狂热、革命的狂热。最为可笑的是，有一回，我路过城门楼，突然觉得这个庞然大物太可恨。工农革命军攻城时，国民党部队就是仗着这城门楼阻挡革命军进城，这样的地方应该毁掉它。

　　于是，一阵热血冲动，我一个人抱来一堆干草跪上城楼，把二楼给点着了。

　　当我狼狈地从着火的门楼里跑出来时，一头撞见朱德和一大群围观的群众，朱师长不解地问我怎么回事。我说：

　　“这个城门楼太可恶！妨碍革命，我把它给烧了。”

　　奇怪的是，朱师长竟没有说什么，只是很慈详地笑了笑走了。

　　革命从“星星之火”起步，如果不极端、不狂热，是不可能呈燎原之势的。推翻旧世界，不只是打碎其政治结构，也包括破坏一切与之相关的物质存在和象征符号，门楼是必要的城市建筑，甚至是值得保护的文物，但它也是政府军凭依的障碍，当然要烧毁。这就是“矫枉必过正”的道理。当革命被宣传为一切行动的标准、被奉为神圣之时，任何人和事物都不没有自身的独立价值，一切都必须为革命牺牲、为革命让步。朱德年长，不会以为门楼必须烧掉，他没有赞扬曾志，也许他认识到革命所需要的狂热并不定要表现为烧掉城门楼。但他没有纠正曾，也许正是因为革命必须有狂热，循蹈规矩、谦虚谨慎的人不会是称职的革命者，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他还说:“热是革命的基础。”即使是没有积极的意义的破坏行为，有时也有动员和示范的作用。但这是革命原则而不是建设原则，始终坚持这一原则的结果，是在需要建设的时代仍然没有解决好“破”与“立”的关系。

　　放大一点说，1927年春达到高潮的农民运动也属浪漫的革命。农民组织农会垄断农村一切权力，甚至成立法庭，可以杀人，使一切行政和司法体系失灵，这在短期内可以满足农民欲望、粉碎原有的权力系统，但不能完成推翻现政府、掌握政治系统的社会革命。中国革命的成功仍然靠军事较量，而且革命成功后，农村的权力还得由各级政府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