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大规模地对自己的本土文化予以审视开始于近代。这种审视表明：第一，本土文化第一次成为认识对象，上升为问题，因而不可能再沿着原有的运思方向自然进展。第二，这种认识是借助于“他者”进行的，古今问题由此变成中西问题。因而第三，不管认识结果怎样，结论何如，都已是对中国本土文化的一种“反思”或“观照”，更是一种重新选择。第四，正是在中西文明对话的语境中，中国路径得以呈现了。

　　近代意义上的国学概念与外学相对应，正如其基本含义是本国固有一样，其理论初衷是彰显中国本土文化的民族性，旨在通过对中国本土文化的认同唤醒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和民族认同。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近代思想家认识到了民族存亡与本土文化之间的血脉相连，将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的自我认同和民族救亡联系起来。早年的梁启超信奉师说，跟随康有为呼吁孔教是中国的真教。后来，基于对宗教束缚人的自由的认定和对孔教的排斥，梁启超不再赞成康有为通过保教来保国的做法。然而，与老师异曲同工的是，他将文化视为一个群体或民族的精神遗传，在精神遗传中通过个人与群体的相互熏染来增强利他心、爱国心，以此强化中国人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基于这一思路，梁启超早在1901年就先于邓实、章炳麟等人明确提出了国粹概念。与此同时，他重视国学研究，成为中国近代国学的第一推手。章炳麟是近代公认的国学大师，他的贡献不仅在于对语言文字代表的国学的具体研究，而且在于对国学民族性的彰显。通过庄子的“齐物论”，章炳麟反复告诫人们：在中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是中国的国粹，以此可以激动种性，增进革命道德。这表明，文化具有民族性，只有适合本民族的才是最好的；中国的本土文化就是中国人的精神命脉，是中国之所以存立的根基。包括章炳麟在内的近代国学家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坚守表明了本土文化的立场，他们的这种本土文化的鲜明立场是建立在对西学充分了解的前提之下的，是基于全球多元的文化语境和救亡图存的历史背景的一种理性思考，是在充分了解“他者”以后的一种重新选择。在他们看来，中华文明是一种有别于西方的独特的形态，这种文明形态在学习了西学之后可以继续存在下去。这正是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到章炳麟都不约而同地对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尤其是先秦哲学与古希腊哲学予以比较的秘密所在。如此一来，关于怎么向西方学习的具体方式，或者说怎么办的问题是建立在对“我是谁”或“我是什么”有清醒认识的前提之下的。与此相联系，近代国学家都是“西学家”，除了严复大量翻译西方名著之外，梁启超较早就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以及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著作，为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到近代的康德、霍布斯、边沁、卢梭、孟德斯鸠、费希特和达尔文等众多西方哲学家和思想家所作的评传既有知识性又有趣味性。章炳麟在大力宣讲国学的同时，翻译了有关西方社会学的著作。即使是被称为不通西文、不读西书的康有为也从日本翻译了大量西方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