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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实业思想的启示--国家年鉴
马敏 1955年6月生，四川雅安人。现为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历史学会副会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学部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社科规划项目评审组成员、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理事、湖北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等。全国优秀教师，全国先进工作者。
晚清时期，孙中山基本是一个被边缘化的科场失利者，一位被妖魔化的充满叛逆思想的革命党人，一个大半生都在国外飘零的异类。状元资本家张謇曾这样评价孙中山：“今中山死矣，其功其过，我国人以地方感受观念之别，大抵绝不能同。然举非常大事人，苟非圣贤而贤哲为之左右，必有功过并见之处。鄙人愿我国人以公平之心理、远大之眼光对孙中山，勿爱其长而因护其短，勿恨其过而并没其功，为天下惜人才，为万世存正论。”这一评论可谓十分公允，我们认识孙中山应从多个侧面入手，力避片面性，努力还原一个真实的、立体的孙中山。
革命者的实业救国理想
康有为选择了变法，孙中山选择了革命，张謇选择了实业，而其终极目标都是救国，可以称之为殊途同归。
1894—1895年甲午战争爆发，战败的结局警醒着人们思考救国之路。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说：“1895年中国有三个人各自作出自己一生最重要的选择：康有为选择了变法，孙中山选择了革命，张謇选择了实业，而其终极目标都是救国，可以称之为殊途同归。”这是一个十分精当的看法。正是在此前后，孙中山由关注实业和民生的改良主义者转而投身武装斗争的革命者。起初，孙中山对清廷还是抱有幻想的，在其1894年著名的《上李鸿章书》中，孙中山批评了舍本逐末、追求坚船利炮的洋务运动，提出只有通过振兴实业、发展经济才能救中国的经济纲领。他认为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竭力主张要通过采用西方资本主义方式全面发展中国的农工商实业。
然而，李鸿章对没有功名的孙中山的上书置之不理，历史错过了假以孙中山通过改良来发展实业，振兴中华的机会。上书李鸿章的失败，使孙中山很快丢掉了对清政府地方实力派的幻想，毅然决然走上了以武力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道路。从此，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以革命为本业的孙中山甚少谈实业，认定要先破坏后建设，先革命后实业，把实业建设的任务延后至革命胜利之后。
在为革命奔走呼号的同时，孙中山并没有忘记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在新的基础上建设一个全新的中国，是为了最终能够谋求中国的独立与富强，从而救中国。所以，在1894年创立檀香山兴中会时，孙中山在为该会起草的章程中，特别强调：“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首次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在次年的《香港兴中会章程》中，又特别加上“本会之设，转为联络中外有志华人，讲求富强之学，以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将革命的目的与中国的富强和振兴更密切联系起来。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等在为之制定的革命方略中，也明确提出要通过发展教育和交通，“兴起农工商实业之利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