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帝崇拜，在中国根深蒂固，清人赵翼在《陔余丛考》中感到奇怪：“鬼神之享血食，其盛衰久暂，亦若有运数而不可意料者。凡人之殁而为神，大概初殁之数百年，则灵著显赫，久则渐替。独关壮缪在三国、六朝、唐、宋，皆未有禋祀……”尤其怪的，由于崇拜，其身份也由侯而王而帝，一路上升，到清代达到最高峰。据说满清未入关前，就将《三国演义》一书译成满文，以为从政规范。据《清史稿》卷84《历代帝王陵庙》条载：“顺治九年，敕封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乾隆三十三年，以壮缪原谥，未孚定论，更命神勇，另号灵佑。”一下子给捧到天上去了。

　　北宋以前，中国人对于三国的历史观，没有“汉贼不两立”的排曹尊刘的看法。北宋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在《魏纪》首章写了长篇文字，论述为什么以魏记年，而不以蜀记年的理由。到了南宋，可怜到只有半壁江山，长江以北，都为辽、金或元等异族占领，危亡意识使得一些文人特别强调正朔观念。南宋的朱熹，是个狂热的儒家原教旨主义者，他是以蜀绍汉的主张者之一。而《三国演义》恰恰就是全面贯彻朱熹主张，而谬种流传的一部文学作品。所以，关羽的忠贞报国，不事二主，从此成为所有中国人的规范。

　　满清统治者吸取和承接汉文化，当然是得人心之举，而推重关羽，对于号召汉人的效忠尽力，矢诚不二，为其所用，更有政治利益上的考虑。最起劲者莫过于乾隆，对关羽死后的谥，也要改动。四十七年十一月上谕：“关帝当时力扶炎汉，志节凛然，乃史臣所谥，并非佳名。陈寿又与蜀汉有嫌，所撰《三国志》，多有私见，遂亦不为论定，岂得为公？从前世祖章皇帝，曾经降旨，封为忠义神武大帝，而正史犹存旧谥，阴寓讥评，非所以传信万世。今当抄录四库全书，不可相沿旧习。所有志中关帝之谥，应改为忠义。”（《东华录》）

　　且不说满清统治者这种文化专制主义令人喷饭，也让我们看到《三国演义》这部文学读物之神化关羽，实在厉害。其实，在陈寿的《三国志》里，“后主景耀三年，追谥羽为壮缪侯”，当有所本，定非妄撰。而乾隆皇帝突然来劲，还包括他的老子雍正，给关羽正名，除了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政策，使文化服务于政治需要，也是觉得这个“缪”字怎么看也不顺眼。据谥解，武功不成曰“缪”，事理不明曰“缪”，谬种流传的“谬”，也与“缪”通，有给关老爷脸上抹黑之嫌，遂跳出来动用行政手段干预。

　　综其一生，关羽之壮，毫无疑义，关羽之缪，不可原谅。所以这个褒中有贬的谥，对他来说，应该说是相当准确的。

　　关羽的过五关也好，走麦城也好，单刀赴会也好，水淹七军也好，后来人的看法，大致能取得共识。独有降操、释操这两件事，众说纷纭，评价不一。拜把子兄弟张飞，就因他降了曹操，差点杀了他；而如李卓吾，则赞美“云长是圣人，是佛！”观点截然对立：褒者褒他，义薄云天，义重如山，因此降操是光荣的，释操则是高尚的。贬者贬他，臣服曹操，失了大节；华容道放曹操一条生路，失了大职，便是不可饶恕的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