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毛与蔡桓公

——谈信任从哪里来

最近媒体上正在热议“八毛”事件。其大概的情况是这样的：深圳一位陈先生的儿子因腹胀求医，医院怀疑是先天性巨结肠，建议做手术，据说手术费可能高达10万元。而这位陈先生带儿子去了广州一家医院之后，竟然只买了八毛钱的石蜡油就把病“治好了”。陈先生就此向媒体爆料之后一时间舆论大哗，医院顿时成为千夫所指。然而，不过一个多月之后，事件就发生 180度大转折，患儿病情反复并被最终确诊为先天性巨结肠，做了手术并康复了。于是舆论关注的焦点，由谴责“过度医疗”转为反思医患关系。

对熟悉历史的人们来说，这“八毛”事件是怎么看着怎么觉得眼熟。这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扁鹊见蔡桓公》故事的重现吗？看了这两个事件，我们能得出些什么样的结论呢？最简单、最直接的，就是现在许多媒体上议论纷纷的要重建信任啊、相信科学相信专家啊、加强沟通与科普啊等等。这些议论貌似都很有道理，但它们都没能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两千多年了，同样的信任问题还照样存在？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剖析一下为什么会有不信任。造成不信任的要件主要有两条，一是信息不对称（你知道的我不知道），二是双方的潜在利益冲突（骗了我对你有好处）。如果其中任何一条得到解决，譬如蔡桓公突然变成了不亚于扁鹊的大神医（解决信息不对称），又或是给陈先生儿子看病的就是陈先生的妻子（解决利益冲突），都不会有不信任发生。

虽然貌似解决问题的出路有两条，但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那条路其实是不好走的。这个道理很简单：假如人人都是扁鹊，自然就不怕扁鹊来骗自己。但有可能人人都是扁鹊吗？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这位陈先生自己就是医生（尽管不是这一科的），他与医院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远远小于普通公众与医院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你再怎么加强沟通、加强科普，也不大可能让公众对医学的了解都能达到陈先生这样的水平吧？然而，“八毛”事件中不相信医院的，恰恰就是这位陈先生。

此路不通，只好走彼路。翻开一本历史书，你不难发现，实际上自古以来人类的种种制度和行为中有相当一部分，其目的都是试图说服别人——信我吧，我不会骗你。

这里面最低级的一种，就是口头宣示。这种办法的具体表现形式有很多。软一点的有：求求你，相信我，我干嘛要骗你呢。硬一点的有：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巧妙一点的则是秦国大将王翦的做法：当时王翦率军60万伐楚，秦始皇亲自到灞上送行，王翦没有什么豪言壮语表忠心，反而一个劲地要土地房产——“请美田宅园池甚众”，还说什么“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乡臣，臣亦及时以请园池为子孙业耳”。手下将士不解，觉得王翦也太掉价了，他却说：“不然。夫秦王怚而不信人。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於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邪？”

这种取得信任的方式好处是成本非常低，很方便，一天可以说上几十次，而坏处恰恰也正是成本太低了，以致于对做这种宣示的人基本上构不成任何约束，所以通常大家都是不信的，就算信，也是本来就相信这个人，而不是因为他说了这样的话才相信。那个“反正我信了”的引起了多少嘲笑就不说了，就是巧妙如王翦，明眼人一看，其行为也是假得不能再假了。自商鞅变法开始，秦国就建立了严格的军功爵制，二十级军功爵，从最低的公士到最高的彻侯，只要有军功就有封赏，绝对不赖账。哪用得着王翦去讨要呢？秦始皇既然选择把全国的军队交给王翦，就已经是选择了信任他，而且也只能选择信任他。如果这个时候秦始皇表现出对王翦的不信任，只会是把王翦往谋反的方向去逼。所以秦始皇表面装傻“大笑”，其实很可能是在更聪明地配合王翦演个双簧而已。

比说漂亮话高明一些的方式，就是“纳质”，也就是把自己的一部分切身利益送到对方手中掌控，以强制性地保证双方利益一致。纳质的方式多种多样：有以物为质，例如秦琼当锏；有以人为质，例如西汉通西域的时候，那些西域诸国纷纷“遣使置质于汉”。纳质的作用有两个：一是使得出质方背信时受到利益损失，从而使其利益与受质方趋同，削弱其背信的动机；二是在出质方背信的时候给受质方以一些利益补偿（在以物为质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