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大学教授沈兼士主持整理的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是中国近代史料的四大发现之一。

　　清朝内阁大库存放着大量的重要档案，由于管理不善，年久失修，曾经两次库墙坍塌。

　　1909年，为了整修大库，大批档案移出库外待焚。时充体仁阁大学士兼管学部的张之洞，正筹备成立京师图书馆，派学部参事罗振玉去大库捡取书籍，罗振玉发现这些待焚的档案很有史料价值，随即建议张之洞由学部管理这些档案。

　　1916年北京政府教育部成立历史博物馆，这批档案移至午门、端门存放。档案虽幸免于火被保存下来，但却长达数年无人问津。1921年，北洋政府财政窘迫，各政府部门均要自筹资金维持。

　　教育部认为这是无用之物，于1921年分装8000麻袋（一说为9000麻袋），共15万斤，以大洋4000元卖给北京西单同懋增纸店。

　　罗振玉得知这个消息后，赶到纸店，这些档案已被当作废纸卖出了约l000麻袋。他将剩下的7000麻袋档案以1.3万大洋全部收购，雇佣了十多人进行整理。

　　1924年，他将其中的一部分以1.6万大洋转卖给清朝遗臣李盛铎（后转卖给中央研究院）。1927年，其中的40箱被他卖给日本人松崎。最后他把最珍贵的64872件档案于1936年献给伪满洲皇帝溥仪。

　　大内档案1921年出售后，还残留了62箱1506袋。沈兼士得知后，请北大校长蔡元培致函教育部，把这批档案移交给北京大学，作为明清史料整理研究。

　　教育部同意后，他在北京大学成立了清内阁大库档案整理委员会（后改为明清史料整理会），组织史学系、国文系师生进行科学整理，经过3年多的努力，共整理档案523000多件又600多册。

　　之后，出版了《清理清内阁档案报告（要件）》、《嘉庆三年（1798年）太上皇起居注》及《顺治元年（1644）内外官署奏疏》等档案史料汇编多种，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史料。

　　沈兼士的这一举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随后，北京著名学术团体禹贡学会，也从社会上收集了许多此类档案。从此，内阁大库档案的重要历史价值，渐为学术界重视。

　　1930年，明清史专家孟森到北大任教，这批档案由孟森负责指导整理。沈兼士虽然不再直接主持，但仍然常与孟森交换意见。

　　1925年到1937年，沈兼士兼任了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1936年，他以北大明清史料整理会的名义和故宫博物院合编了《清内阁旧藏汉文黄册联合目录》，并请蔡元培作序。

　　沈兼士常到故宫文献馆指导职工整理宫中所藏清代档案，手把手地教他们整理编目、选择重要史料刊行、识别文物档案。馆中所编珍贵史料之类均经他审定，并亲写序文进行介绍。职工所写的丛编史料之类的按语、前言，必经他批改手定而行。

　　因为沈兼士，才使这些档案由废纸成为研究明清史的宝贵史料，其见识远远超过许多文教官僚。蔡元培赞赏他说：“有功史学，夫岂浅鲜！”（赖 晨）

光明网历史推荐阅读：

异域风情！非洲最后的原始部落【图】

影响世界女性的十大历史事件【组图】

阎锡山晚年台湾归隐照【图】

流失的国宝：大英博物馆中国绝世文物【图】

24部经典老片翻拍：最好与最差【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