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的伟大复兴，应该以文化复兴为前提、为标志。换言之，社会的发展不能以牺牲文化的基本价值为代价。我想探讨一下，中国传统文化中都有哪些价值理念，今天仍然可以发挥作用？诸子百家，各有各的理念。但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主轴的价值理念，主要在“六经”。国学大师马一浮和熊十力都讲过，“六经”中蕴涵的理念，是中国人立国作人的基本依据。“六经”的文本，经过孔子修订，总其大成。孔子和孟子讲的义理，就是“六经”的基本义理。

　　我近年一直在研究“敬”这个价值理念。“敬”不仅是对他人的尊敬，更是人的自性庄严。中国人的精神信仰，光说有道教，有佛教，还不够。作为中华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不是宗教，但是它有信仰层面。我认为“敬”就是儒家用来补充宗教信仰的价值理念，“敬”已经进入中华文化的信仰之维。很多人讲“孝”和“礼”。孝这个概念当然很重要，“百善孝为先”。孔子的弟子问，到底什么是孝，孔子说，现在人们以为能养就是孝，可是犬马也能养，如果没有敬，何以别乎？孝的精神内核其实是敬。

　　“礼”，包括社会的各种礼仪制度，精神内核也是一个“敬”字。孔子说，“为礼不敬”，“吾何以观之哉？”。所以，无敬不成礼。“敬”这个概念在中国文化里面，特别在儒家思想里面，是核心价值。敬与诚与信相连接。诚敬，诚敬，无诚则不敬。没有诚敬，也就没有信。大家试想，诚信在当下社会，该有多么重要！“六经”的精神义理，主要是敬、诚、信。孔子把“六经”的义理化作为日用常行，变得简单亲切，每个人都能明白。宋儒对敬有进一步的发挥，提出“主敬”的思想。

　　“恕”，也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可以见出中华文明的高贵精神和异量之美。“恕”就是设身处地，也就是陈寅恪讲的“了解之同情”。二程子认为，可以采取一种方式来培养恕，即“易子而抱”，把他人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来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设身处地，换位思考，不强加于人。这是“恕”这个价值理念的深厚内涵。二程子认为，恕是进入仁的一个途径，是仁的门庭设施。做到恕，离仁就不远了。

　　“和”，同样是中华文化价值理念中的了不起的概念。宋代的张载（张横渠），宋四家里面关学的代表，我们都知道他的有名的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学术界习惯叫“横渠四句教”。他还有另外的“四句教”：“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这是张载的“哲学四句教”，表达的是对整个宇宙世界的看法。我的理解是，宇宙间万事万物，不过是对待、流行、反正、和解而已。对待与流行的结果，不是吃掉、消灭，而是反正、和解、共生。鲁迅的一首诗说的“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最能得张载义理的真传。

　　张载的哲学启示我们，世界各种文明之间，虽然存在差异，却不必然发展为冲突。世界历史的大趋势，总的是走向文明的融合，而不是走向文明的冲突。我相信，人类的“同”，远大于“异”，正如《易经》上说的：“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在这个问题上，陈寅恪先生立说最为透辟。他用孔子的“有教无类”来阐释这个问题，认为“文化高于种族”。不分民族，不分种姓，可以在人类文明的精神层面上合流共享。有此一面，人类才能共生于同一世界。

　　中国文化的精神，主张仇对的双方在互相校正中实现化解，达到“和解”，走向“太和”。是“和而解”，而非“仇而亡”，这是人类本性所应该趋向的目标。在国际交往中，我们不必设想哪个国家一定会成为我们的敌人。强权、暴力干涉、漠视主权，我们是反对的。但反对有各种方式，中间地带无比广阔，不必逼向非此即彼的对立两极。重视对话，避免对抗，化干戈为玉帛、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国际博弈的上上策。

　　一个“文明体国家”的基本文化价值理念，是不会成为过去的。按照康德的说法，道德理性具有绝对价值。我们中国文化中的敬、恕、和等价值理念，都是具有永恒性、具有绝对价值的理念。也可以说，这些价值理念具有普世价值，可以成为和西方的价值理念对话互阐的资源。

　　我主张读一点经。建议在中小学设立国学课，主要以“六经”的内容为主，从《论语》、《孟子》入手，化繁为简，循序渐进。期以百年、几百年之后，使中华文化的源头经典“六经”，成为中华儿女的文化识别符号。晚清的大学者沈曾植说过，年轻人没读过《论语》，不大好对话。不懂《论语》，就不懂敬、恕、和，也不懂仁、孝、忠、信。当然还有“耻”，孔子讲“行己有耻”，《中庸》讲“知耻”，孟子讲“羞恶之心”。顾炎武说，一个人如果不知“耻”，将无所不为。这些价值理念，在今天仍然重要而没有过时。（刘梦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