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是儒家思想以及中国文化的核心概念。关于“君子”意义的阐述，一般都强调孔子作了从在位者到有修养者的改造。这自然是合乎思想史的认识，没有问题。不过，《论语》中的许多“君子”特指低于“仁人”境界的、兼具生活理性的有修养者，与一般的相对于“小人”的意义有所不同。这一点涉及《论语》的思想本旨，在当代也尤有意义。

　　在《论语》中，孔子讲人生修养有“圣人”、“仁人”和“君子”三个境界。“圣人”如尧、舜、禹等，有至高的政治地位，道德圆满，功业辉煌。“仁人”也就是“志士”，他们没有赫赫的文功武治，但是无私无畏，为民族和社会利益不惜奉献生命，如文天祥、谭嗣同等。而“君子”，也具有道德信仰，能够恪守人生信条，但是还考虑种种现实的因素，权衡利弊得失，不及“仁人”那样具有自我牺牲精神。三者的道德境界，“圣人”最高，“仁人”次之，“君子”又次之。

　　“君子”与“圣人”的差异，孔子说得明白：“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述而》）对此，学界也有基本一致的认识。例如安乐哲、罗思文说：“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君子’就是我们所能想象的最高奋斗目标。不过，儒家还有一个更为崇高的人生追求，那就是成为‘圣人’。”（《论语的哲学诠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63页。）

　　“君子”与“仁人”的差异，《卫灵公》篇一段语录也表述得很清楚：“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史鱼是仁人志士，不论政治形势如何，都正直无畏；而蘧伯玉是君子，一旦处于黑暗无道的社会，就隐居起来，明哲保身。从对社会历史的贡献而言，仁人无疑比君子大，更受到后人的赞颂，因而《论语》的这一层“君子”意义往往被忽略。例如《宪问》篇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意思是君子或许有不仁的言行，指君子还没有完全达到仁人的境界。因此陈埴《木钟集》注道：“君子容有不仁处，此特君子之过耳，盖千百之一二。”《雍也》篇：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宰我问“仁者”，孔子答以“君子”，似乎“仁者”就是“君子”。其实，这是孔子因材施教而言，这段语录也正说明君子与仁人在修养上有差别。孔子曾批评宰我“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公冶长》），斥责他违背“三年之丧”（《阳货》）的礼制，因此宰我问仁者是否为真理一往无前、勇于牺牲的问题，孔子认为不切合他的践行需要。答以“何为其然也”，意思是为什么要这样做。随后说“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则降低了一级目标要求，告诫宰我要做有理想、也有理性的君子，不要满脑子想仁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