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国情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有关中国社会性质和对国情的认识，在学术思想界曾发生过一场持续数年的大辩论，经过八九十年后，至今还听到历史的回响，甚至时而还有对当时结论提出的质疑之声。由此可见，把握国情何其复杂，何其繁复乃尔！在世界范围内，认识并把握好国情也是个错综复杂甚至纠结的问题。这是有过历史先例和教训的，比如俄国。

　　上世纪初俄国对国情的误判

　　俄国人在上世纪初就对自己的国情在认识上出了问题。俄国当时究竟在世界上处于什么地位？按照工业产值在世界上的份额，俄国当时号称是仅逊于美、德、英、法之后的世界第五资本主义大国。20世纪初，俄国的石油开采量居世界第一，机车和车厢产量仅次于美国，生铁和钢产量居世界第四，煤炭开采量居世界第六。由此看，俄国工业在世界上的排位的确在前列。所以，许多俄国人长期以此为据，认为俄国当时是“中等发展水平的资本主义国家”。然而，果真可以这么认为吗？

　　如果把当时俄国的各项发展指标放在1.6亿人口中和228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疆域上来衡量，恐怕就要大大打上折扣了。按人均计算，1913年俄国的电力仅为11千瓦时，而美国是它的20倍以上，它的煤人均为美、英的1∕33，生铁为美国的1∕2.5，棉织品（坯布）为英国的1∕13，等等。俄国的农业更落后。1914年俄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86%，农业占国民收入的53.6%，人均生产粮食26普特(每普特合我国36市斤)，而当时美国人均为48普特，加拿大为73普特。

　　由此可见，俄国当时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它的总体发展水平不仅赶不上日本、意大利，甚至连当时西欧的不少小国家都不如。但在苏联时期，许多学者都错估了俄国上世纪初的国情。所谓“中等发展水平的资本主义国家”一说，甚至成了苏联官方的意识形态。这种说法，至今还为我国个别学者所继承。

　　列宁在十月革命前，总体上对俄国发展水平估计偏高；革命后才校正并准确认识了国情，而据此制定的“新经济政策”才卓有成效

　　对俄国国情认识之不易，甚至像列宁这样睿智、伟大的人物，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

　　年轻的列宁刚登上政坛不久，于1894年春夏，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中谈及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估计，他在文中写道：“在俄国，不仅在工厂，而且在最偏僻的乡村，到处都有有产者和无产者的斗争，而且这种斗争到处都是在商品经济基础上形成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这些话意味着，似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俄国已占据了统治地位。而经过13年之后，1907年11-12月，他在《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文中，则得出结论认为，“地主土地所有制”就是在俄国比较发达的欧俄部分仍占据着“统治地位”。在这里，列宁显然校正、补充了他在1894年关于资本主义在俄国占统治地位的看法。

　　到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在1917年9月写成的《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一文中又说：俄国的资本主义成了垄断资本主义，“战争异常地加速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完备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入口，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从这一级就上升到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级，没有任何中间级”。与对俄国认识的这一论断相联系，加之于十月革命后国内战争的需要，就采取“军事共产主义”，实行“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策。而这一政策在遭到广大农民的激烈反抗，“农民暴动可以说成为普遍现象”、甚至发生喀琅施塔得兵变的情况下，才改行“新经济政策”，采用“迂回的方法”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到这时，仅仅到这时，经过革命的挫折以及领导建设的实践，列宁才进一步认识到俄国的落后。

　　1921年，他在《论粮食税》一文中大有感慨地说：“看一下俄罗斯联邦的地图吧。在沃洛格达以北、顿河畔罗斯托夫及萨拉托夫东南、奥伦堡和鄂木斯克以南、托木斯克以北有一片一望无际的空旷地带，可以容纳几十个文明大国。然而主宰这一片片空旷地带的却是宗法制度、半野蛮状态和十足的野蛮状态。那么在俄国所有其余的穷乡僻壤又是怎样的呢？乡村同铁路，即同那连结文明、连结资本主义、连结大工业、连结大城市的物质脉络往往相隔几十俄里，而只有羊肠小道可通，确切些说，是无路可通。到处都是这样。这些地方不也是到处都是宗法制度、奥勃洛摩夫精神和半野蛮状态占优势吗？”接着又说：“试问能不能由这种在俄国占优势的状态，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呢？”直到这时，可以说列宁才真正准确地把握了俄国的国情，刻骨铭心地认清了俄国的落后，所以，他据此所制定的“新经济政策”才卓有成效，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就取得了巨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