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历史画《新四军——车桥之役》，劈头就碰到一个问题：如何处理历史感与现场感。

西欧美术史上那些著名的历史画、大手笔，画面上不管采用的是虚拟的、象征的还是真实又自然的手法，其中人物的动态、表情、相互关系，以及所出现的物具、环境均要有必要的深刻的与真实的描绘。在军事历史画中，那战场的隆隆炮声，滚滚硝烟，那枪林弹雨，刀光剑影和血流成河的场面、作战双方攻防的胜败最后一刻等……都围绕主题，进行有节奏的深入刻画。

就在进行正稿绘制的准备阶段，我获知一个信息：上海电影集团《可爱的中国》摄制组正赴江西实地拍摄。考虑到红军的服装布色与式样和新四军只是帽子差异。国民党士兵服装布色近似日本士兵的服色。更重要的是电影拍摄中剧组追求真实性，经过化妆与现场的“战斗”过程，士兵身上、脸上、手上、作战道具上的污秽、血渍、土迹；被子弹击破的沙袋；损坏的弹药箱；那种断垣、碎瓦、破砖与焦土……这是战争历史创作中最重要的素材。

战争中的“红军”与“国民党军”双方有江西南昌武警部队的战士替身。为了能在拍摄间隙时让“红军”战士与“国民党军”士兵们为我所用，让我拍摄所需要的动作、姿势和表情。我还特地拜访部队领导，给他画素描头像，以换来他的战士们能与我有极其认真与协力的配合，使我搜集到不少高品质的宝贵创作素材。

对于历史画的现场感。我上浙江美院附中时就阅览了大量的苏联画册。从俄国十九世纪油画大师克拉姆斯科依、希施金、列宾、列维坦、谢罗夫、佛鲁别尔、柯罗文、科尔热夫、科林、雅勃隆斯卡娅、马依辛科、格里戈利也夫等，他们虽然表现手法均属写实，可风格不一，特点不同。然而上述的大师们都具有十分成熟的画面掌控能力与表达智慧。上世纪80年代赴法留学期间拜读了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十七、十八世纪弗拉芒与西班牙绘画、十九世纪的法国绘画，尤其是十九世纪欧洲学院派油画大师的原作，使我对油画有了新的认识，那些严谨的写实技法对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特别是拜读了大量的法国“学院派”的巨作之后，令我震惊与振奋。十九世纪欧洲绘画史中“学院派”绘画是绝对的主力，他们的塑造能力、色彩与素描成功融合的能力、对重量、质量与空间操控的能力，应该说是达到了写实绘画水准的顶峰。这就是我确立后来的绘画风格的原因。

当站在《新四军——车桥之役》的画布前正进行绘制工作时，不禁让我想起浙美附中学生时代教我风景素描的林以有先生。当时他觉得我的风景素描不错，告诉我说，别人都以为画人是最重要的，其实风景画同样重要，风景画尤其讲究天与地、远景、中景、近景之间的空间关系的把握与营造。真正能画好风景，将来画大的场面就能胸有成竹了，比如画“淮海战役”，就等于在风景画中放入人物，林老师的这番点拨，激励我从此经常作小幅风景素描。今天，当我站在大画布前，我确实自感胸有成竹，始终能清晰地掌控巨大的画面。

由于大型历史画是用画笔书写历史，是力图展现最真实的历史感和现场感，所以必须倾注全部的心血，力求完美。我要让人物的神态、动作达到最大的表现力，要在二维平面中制造最理想的三维空间，要在硝烟弥漫中抓住一瞬间的定格，这是我作历史画的一个重要观点。（徐芒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