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洪流里，家史只是沧海一粟。在生活的长河中，它却伴随着你流淌。有时清澈明亮，有时混沌污浊，有时浩浩荡荡，有时细水漫流……有人把家史当做人生资本，有人却掩盖着它生怕让人知道。其实，同样的家史也会有不同的对待，“文革”期间不敢暴露的家庭背景，“文革”后却会变成政治资本；早年的社会关系由于当时的意识形态一直埋在心底，而现在可能成为“名人之后”的依据……

　　我的一个朋友的祖辈是国民党的高官，海外关系就当时来说也十分复杂。说复杂，实际上也就是亲属定居在欧美和港台。他告诉我，那个时候父母亲从来不谈家史，只要有人提起祖辈的事，他们就胆战心惊、不知如何是从。他自己也一样，有一次朋友聚会，有人问起他祖辈的事，把他吓得浑身是汗，借口要上洗手间就一溜了之。改革开放后不久，有一天突然有人给他打电话，问起他的家史，说是要把他当做“名人之后”列入统战对象，之后一系列的好事就连续发生。不过，那个朋友事业非常成功，他似乎不太在乎那些名声；姑且不论在乎不在乎，桂冠还是接踵而来。

　　当然，在乎这些的也大有人在，或许还真有人是靠东拉西扯的社会关系来抬高自己。记得有一个熟人，解放前他的祖辈是做小买卖的，据说他的一位姨娘因为长得漂亮嫁给了一位富商，后来移居海外；那位富商有很多兄弟姐妹，大多事业有成。改革开放后，他的姨夫被招商引资从海外回来，受到当地政府很高的礼遇。这位熟人老兄很厉害，他抓住这个机会和地方政府取得联系，并从他姨夫那里了解到在海外的其他亲属的情况，他把了解到的七大姑八大姨的情况编写成一篇家族史，递交给当地政府部门。后来，那位熟人真成了“名人后代”。

　　在我的印象里，父母亲很少谈自己的事，更少谈祖辈的事，大概是被政治运动搞得太敏感的缘故。其实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偶尔隐隐约约听说祖父和外祖父都曾经做过大事，但都不曾听父母正式谈论。后来，父母相继过世，关于祖辈的事也自然到此为止。可前不久，有一位亲戚来到北京，给我送来一本平阳县志，说是上面有我外公的资料，欣然打开并一探究竟。外公郑汝璋(孟达)是清末进士，清末民初考取庚子赔款公费留学，到日本学习法律。回国后担任大法官，抗战前曾任浙江省高等法院院长，抗战开始为了反对日伪政府而毅然辞职。在任高法院长期间，外公为主持正义，冒着风险保护并救助过地下共产党。解放后，浙江省政府主席谭震林亲笔写信给外公感谢他当年对共产党的保护，并邀请他作为民革代表参加省政协工作。这使我想起，母亲曾说过她年轻的时候经常陪外公到省里开会的事。

　　时隔不久，另一位亲戚出访美国，途经北京来看我，他告诉我关于我祖父家的事。我出生在杭州，父亲的祖籍是遂安，后因修建新安江水库并至淳安。在淳安的县志里有我大祖父和祖父的记载，县志头条便是我大祖父王文典的条目，其中记载了他早年参加辛亥革命的事迹，当年革命军解放南京时，大祖父当过敢死队队长。祖父王诚斋早年也留学日本，学习商学。回国后随大祖父从商，他们兄弟俩后来都在南洋兄弟烟酒公司任高层要职，大祖父还曾担任过北京中国商会的主席。这使我想起，小时候曾经看到过一本家谱，隐隐约约记得这本红色家谱的第一页写着大祖父和祖父的履历，还有北京鲍家街的地址。不记得这个鲍家街的地址是商会的地址还是祖父家的住址，但巧合的是，鲍家街恰是醇亲王府的所在地，也就是我现在任职的中央音乐学院的所在地。亲戚告诉我淳安县政府修建了我们祖辈的故居，把它列为重要的文物标志向游客开放，还修建了王氏三杰纪念馆，其中二杰便是大祖父和祖父。

　　写到这里，心中不免有些激动，对祖辈的敬意也油然而生，甚至有股冲动想立即去一趟淳安老家，领略一番那里祖父的荣耀。我也想尽快回一趟杭州老家，到浙江省文史馆去查阅外公的事迹，感受他的人格。但因工作繁忙，至今还抽不出时间，只能等到有机会时再去履行。但家史毕竟是家史，它是祖辈创造的；我想我应该做的是把祖辈留给我们的爱国、创业、追求真理、民族抱负和淡泊名利的人格精神，作为自己的人生标杆，并用激情和智慧为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做出奉献，要用自己的努力为我的家史增添值得后人回味的一页。（王次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