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他与毛泽东[MaoZeDong]紧密合作，战胜了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和分裂主义，领导[LingDao]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取得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胜利

　　1935年6月中旬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地区会师之后，北上和南下两种战略方针[FangZhen]存在严重分歧。张闻天和毛泽东[MaoZeDong]、周恩来、朱德等坚持北上的正确方针[FangZhen]，反对张国焘南下的逃跑主义方针[FangZhen]。张闻天主持了6月26日的两河口会议[HuiYi]，通过了他起草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FangZhen]的决定》，要求集中力量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两河口会议[HuiYi]后，毛泽东[MaoZeDong]、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率领中共中央[ZhongYang]和军委翻越大雪山，耐心等待，团结争取张国焘共同北上。但是，张国焘玩弄两面派手法，拒不执行北上计划，竟在9月9日发密电命令右路军“南下”。面对张国焘的分裂阴谋，张闻天与毛泽东[MaoZeDong]等断然决定撤离险境，立即北上，9月10日发布《共产党中央[ZhongYang]为执行北上方针[FangZhen]告同志书》。9月12日，张闻天主持俄界会议[HuiYi]，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

　　张闻天与毛泽东[MaoZeDong]一起带领党中央[ZhongYang]机关和红一方面军于1935年10月19日进驻吴起镇，结束了一年来无后方、流动作战的状况，胜利完成了长征。

　　此后，张闻天领导[LingDao]中共中央[ZhongYang]又同公开打出分裂旗号、另立中央[ZhongYang]的张国焘反党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的同时又是富有策略的斗争，终于迫使张国焘取消另立的“中央[ZhongYang]”，于1936年10月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至此，以张闻天为总书记、毛泽东[MaoZeDong]为红军最高统帅的第一代中央[ZhongYang]领导[LingDao]核心在全党全军的领导[LingDao]地位完全确立。

　　6、他和毛泽东[MaoZeDong]等一起，领导[LingDao]党和红军，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为中国[ZhongGuo]共产党和人民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以及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央[ZhongYang]红军进入陕北以后，在吴起镇中央[ZhongYang]政治局会议[HuiYi](1935年10月22日)上，张闻天就指出：现在面临的新的任务是“把反帝与土地革命[GeMing]直接联系起来”，将土地革命[GeMing]战争“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GeMing]战争”。率中央[ZhongYang]机关到达瓦窑堡后，张闻天又召开中央[ZhongYang]会议[HuiYi]，进一步指出：要巩固和扩大陕北苏区成为领导[LingDao]民族革命[GeMing]战争的中心。他指出：“目前陕甘苏区党前面最迫切的任务”，是“扩大与巩固陕甘苏区，准备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是由反蒋战争进到反日战争”；“放在中国[ZhongGuo]共产党前面的中心问题，就是经过怎样的一些转变的环子，怎样灵活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推动广大群众的不满到抗日反蒋的实际行动，并引导这些行动走上直接的民族革命[GeMing]战争的道路。”

　　此后，张闻天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HuiYi]专门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策略问题”，主持发布了《抗日救国宣言》，提出共同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强调建立“反对最主要敌人”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指导思想。紧接着，他又作出改变对富农的策略等一系列纠正过去“左”倾政策的实际步骤。这就拉开了从内战到抗战这一伟大转变的序幕。

　　1935年12月17日至19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了中央[ZhongYang]政治局瓦窑堡会议[HuiYi]，起草并通过了瓦窑堡会议[HuiYi]决议，确定并系统地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FangZhen]、路线。会后，张闻天同毛泽东[MaoZeDong]密切配合合作，采取转变白区工作方针[FangZhen]、联合地方实力派(首先是东北军)等一系列具体步骤，组织各条战线实行政策策略的转变，加强统一战线的工作。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张闻天同毛泽东[MaoZeDong]、周恩来等又很快地进行了政策调整，适时地把“反蒋抗日”改变为“逼蒋抗日”以至“联蒋抗日”的方针[FangZhen]，把“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改变为统一战线的“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并开始了同国民党再次合作的接触和谈判。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13日上午，张闻天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HuiYi]。他从对西安事变矛盾性质与发展趋向的正确分析出发，提出我党处理事变的根本战略方针[FangZhen]是“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中国[ZhongGuo]共产党“要转到合法的登上政治舞台”。对蒋的处置，张闻天明确主张“对妥协派(指蒋介石)应尽量争取”，“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在19日的会议[HuiYi]上，张闻天赞成处理西安事变“分两手”的策略，并把这两手概括为“和平调解”和“防御战”，确定为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途径，还明确表示，不能采取苏联的立场。会后形成的两个重要文件(分别由张闻天和毛泽东[MaoZeDong]起草)，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FangZhen]、纲领和具体方案。21日中央[ZhongYang]书记处的电报进而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关键一着——“放蒋”，即在六项条件下“成立和平”、“恢复蒋介石之自由”。

　　在“放蒋”、“扣张”后西北上空战云密布的复杂惊险局面中，张闻天同毛泽东[MaoZeDong]、周恩来等一起，采取正确对策，一方面用各种办法策动各方调停，维护国内和平，一方面令红军出陕南，与张、杨方面团结一致“真正地硬一下”，“使中央[ZhongYang]军不敢猛进”。不仅如此，张闻天还以中共中央[ZhongYang]总书记的身份，亲自来到十分险恶的西安，与周恩来、博古，与彭德怀、任弼时、王稼祥、杨尚昆等共商对策，同时与在后方的毛泽东[MaoZeDong]、朱德等电报往来商量，最终决定改变打起来也不参加的方针[FangZhen]为“(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争取最后的和平的方针[FangZhen]。中共中央[ZhongYang]的决策使友军深为感动。三方最高军事会议[HuiYi]终于作出了坚决促进和谈成功的决定。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ZhongYang]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提出“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ZhongGuo]力，一致对外”等五项国策，表示在此前提下中共愿作出四项保证。此后，国共两党正式重开合作谈判。张闻天同毛泽东[MaoZeDong]一起领导[LingDao]了持续半年、跌宕起伏的谈判。张闻天不仅主持中央[ZhongYang]政治局会议[HuiYi]或常委会议[HuiYi]讨论谈判的原则、条件和具体方案，而且在谈判开始前和进行中，还根据形势的变化和谈判的情况，就谈判的立场、方针[FangZhen]、内容、策略、条件(例如红军改编后的编制、人数、组织领导[LingDao]、指挥系统、人事安排、经费、防地、作战方针[FangZhen]等)给前方的周恩来等及时去电作出明确具体的指示。其间，许多电报绝大部分系“洛毛”签发。谈判结果，不仅达成陕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设总指挥部的协议，还达成将长江南北的红军改编为新四军，在南京出版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在南京、武汉等大城市设立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释放政治犯等协议。谈判取得的成果，在红军、苏区方面，保证了共产党的绝对领导[LingDao]；在国共两党关系方面，共产党既取得了公开合法地位又保持了独立性。这就为共产党及其领导[LingDao]下的人民武装和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张闻天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起的重要作用，是他一生对党和人民、对中华民族作出的最大历史贡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