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ZhongGong]靠什么来提高部队[BuDui]的士气呢？这里不能展开讨论，但香港中文大学服务中心收藏有韩国翰林大学出版的，由该校亚洲文化研究所编辑的一套相当宝贵的文献资料，它们是美军在韩战中缴获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二十六、二十七军等部队[BuDui]作战[ZuoZhan]中遗失的大量档案文件、士兵家信和日记。其中恰好提供了中共[ZhongGong]如何使士兵变得服从和效忠的一些证据。

　　根据缴获资料中几个连队的“政治质量统计表”，可以知道的是，志愿军士兵的成分基本上是贫苦农民，党团员就占了将近三分之一，虽然国民党[GuoMinDang]俘虏兵也占到三分之一左右，[1]但多数士兵的思想却已经发生了转变。因此，在韩战最艰苦的一段时间里，部队[BuDui]虽也有逃亡或临阵脱逃者，但一般仅为部队[BuDui]总人数的百分之一。[2]

　　一个[YiGe]15岁就参加国民党[GuoMinDang]军的士兵这样说明自己[ZiJi]的转变：“在国民党[GuoMinDang]中时，说解放军要杀人，心里有些怕，但是一解放过来，吃又吃得好，天天吃火腿，同志对我很好，又发衣服，发两双鞋，比老同（志）还多些，我就感觉优待俘虏就是不错。……在进军西南中，听指导员上课讲，我们[WoMen]是穷人的队伍，我自想，我家是穷人，以后要分地，我们[WoMen]就是革的地主老财的命，对革命道理我懂得了一些。”[3]

　　另一个[YiGe]俘虏兵的转变也大致相同：“（在成都被）解放后，不了解共产党，想开小差，恐怕开不脱，后来在壁山经过阶级教育后，始明白了一些，知道了为自己[ZiJi]打仗，为人民打仗。在重庆五十厂，看到有人开小差，自己[ZiJi]也有动摇，看到又抓回来，自己[ZiJi]也就不想开了。但对上级讲的国家胜利的形势有些不相信。”“在剿匪中，看到优待军属，人民政府照顾穷人的情形，我们[WoMen]直接帮助了农人翻身，更把我的阶级觉悟提高了。”“此次新的任务号召后，不知道是否能回来。我家里还有困难，怎样办？经过全班的反复讨论，我们[WoMen]不是去侵略别人，而是抗美援朝，家里人民政府一定会照顾。看到同志们的信上说，优待军属如何好，我的问题才解决了。”[4]

　　综合这套资料中的相关材料，不难看出中共[ZhongGong]确实善于做士兵的工作。其原因概括起来大致表现为四个方面的引导和影响：一是当时在解放军里待遇较好，官兵比较平等，鲜有打人骂人现象；二是政工人员，包括老战士，如班长等，大都随时做劝导工作，并现身说法；三是部队[BuDui]里动辄诉苦、阶级教育、全班学习讨论，有很强的政治氛围；四是亲眼见到和从家信中了解到部队[BuDui]、政府确实帮助穷人，分田分地，照顾军属。在这方面，资料中公布的美军缴获的20封来自国内亲属的信件，几乎都在讲共产党如何照顾穷人，鼓励儿子、丈夫或兄弟为国立功，尤能说明问题。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大批贫苦农民出身的士兵容易产生从众心理，因而追求进步，表现勇敢，也很自然。近来读到钱文忠先生谈知识分子思想变化的一篇论文，他用了一个[YiGe]很传神的字眼：“劫魂”。如果知识分子都会发生这样的思想变化，农民出身的士兵们会变得服从和效忠，又何足为奇呢？[5]

　　黄仁宇先生其实也注意到中共[ZhongGong]善于影响和整合农民的这种能力了。他在书中多次提到：抗战期间，中共[ZhongGong]把自己[ZiJi]转变成一个[YiGe]农民政党，努力制定适应自然经济要求的各项政策，从而使自己[ZiJi]成功壮大；国共内战期间，“整个乡间完全被动员整合”，“共产党已经找到使用无尽人力和乡间资源的模式，据以打造新的战争机器”。它甚至能够使农民全力为中共[ZhongGong]军队提供食物、住处、运输、急救等等后勤服务，并协助设置路障、捕捉国民党[GuoMinDang]军队逃散官兵。既然能够注意到普通农民被影响整合的情景，何以看不到集合在军队中的农民士兵会更加效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