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先生书中最主要的主张就是“大历史[LiShi]”观。所谓“大历史[LiShi]”观，就是认为不应当把一个[YiGe]历史[LiShi]人物、一个[YiGe]党派或一个[YiGe]事件一时的社会政治效果绝对化，相信只有把中国150年，甚至是更长时期的历史[LiShi]视为一个[YiGe]单位，才能看清它的事件之间的内在历史[LiShi]逻辑及其真实的意义。因此，历史[LiShi]学家应当避免根据自己[ZiJi]的意识形态和情感好恶，来做道德或是非的武断评判。他解释说：“采取这样的立场并非表示我们[WoMen]对人类的受苦必须无动于衷，或是对道德应置之不理，或甚至是（认为）极端的手段有其必要。”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历史[LiShi]采取道德诠释并不恰当，无视于时空背景就贸然地问：‘为何不依照我认为合理的方式出现？’”不是历史[LiShi]学家应有的态度。“身为历史[LiShi]学家的我们[WoMen]，关心的是更直接的问题：‘为何以这种方式出现？’如此才能更接近问题的核心。”简而言之，历史[LiShi]学家应当致力于说明历史[LiShi]的经过，解释它发生的原因，而不应当为它们一一贴上是非对错的标签。

　　十分有趣的是，黄仁宇先生其实仍是一个[YiGe]性情中人。书中多处提到他在美国教书，不时与美国学生及同事争辩的情形，就极能反映他的这种个性。而以其如此倔犟的性格，要想对人对事完全做到从“大历史[LiShi]”的角度出发，并不容易。黄书对自己[ZiJi]经历过的历史[LiShi]的描述和说明，就没有能够完全站在“为何以这种方式出现”的角度来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这既包括他对国共内战的描述，也包括他对自己[ZiJi]在美国学界遭遇的说明，笔下都有明显的情感流露。给人感觉是他不断地问：“为何不依照我认为合理的方式出现？”因此，当我在读到他详尽解释自己[ZiJi]为何会被学校除名，又如何因为这部或那部书稿而与费正清、柏金斯、莱特等美国教授发生分歧或争执的种种内容时，不能不认为他太过张扬了自我的感受。我当然不是认为他被学校除名不值得同情，特别是他描述家人因此而倍感困窘和屈辱的情形，当然要为他抱不平。问题是，他所谈到的不幸遭遇以及与美国权威教授的种种摩擦，与他所受到的高度肯定和大力提携相比，实在不可以相提并论。而把将近20年前尚未成名时遭遇不平和阻力的种种感受，用数百页的篇幅发表出来，“一吐怨气”，去赢得那些对此毫无经验的华人读者的同情，这对一个[YiGe]主张用“长镜头”看“大历史[LiShi]”的历史[LiShi]学家来说，是否确有必要呢？事实上，即使不提几十年来大陆许多知名或不知名学者的遭遇，就是与那些在美国历经坎坷却始终不曾得到白人权威学者承认和提携的华人学者相比，他的境遇也实在好太多了。

　　不过，人是感情的动物，人的思想、观念，甚至思维模式，不可能不受到家庭、社会、教育以及人生经历等各种特定环境的影响，因此，无论我们[WoMen]如何提倡，没有人能够完全离开既有的价值判断和道德标准来看历史[LiShi]。问题在于，正像黄仁宇先生所强调的，价值和道德这些东西是会随着时空条件的不同而转换的。许多今天看起来过分的行为，昨天看却可能是正常现象；包括现在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人权问题，在越战结束前连现在最强调人权的美国政府都不放在眼里。又何况由于发展程度不同，影响到人们关心的问题不同所造成的认识差异呢？即使到今天，人类社会中仍旧存在着价值判断上的极大差异，并非那么不可思议。一味地强调某种价值观或道德观，结果势必会制造出太多的争论和对立，无助于认识历史[LiShi]和解决问题。如果我们[WoMen]真的能够像黄仁宇先生所主张的那样，把一二百年以来的中国视为一个[YiGe]单位，多问些“为何以这种方式出现”，而不是充满激愤地质问“为何不依照我认为合理的方式出现”，我们[WoMen]对历史[LiShi]的认识至少能够少一点偏激与片面，更接近些真实与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