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7年的一个夏夜，时任两江总督的重臣曾国藩与幕僚赵烈文聊天时谈到时局，忧心忡忡，不知清王朝[WangChao]还能撑多久。赵烈文回答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就是说，现在天下统一已经很久了，势必会渐渐分裂，不过由于皇上一直很有权威，而且中央政府没有先烂掉，所以现在不会出现分崩离析的局面。但据他估计，今后会出现各自为政、割据分裂的局面；他进一步判断，大概不出50年就会发生这种灾祸。

　　对他的判断，曾国藩半信半疑，但历史惊人准确地应验了赵烈文的预言：清王朝[WangChao]终于在1911年“抽心一烂”，土崩瓦解，距1867年赵预言它不出50年就彻底垮台正好44年。

　　这段史料，多年前就读到过，但当时并未引起我的关注。当对晚清这段历史了解越来越细、越来越深时，重读此事，不能不佩服赵烈文眼光的老辣。

　　回顾这段历史，清王朝[WangChao]的垮台，很大程度上是它的自作自受、自食其果。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古老的中华文明第一次遇到了一个名为“现代”的外来文明的挑战，迫使中国[ZhongGuo]带着深深的屈辱开始在通往“现代”的道路上蹒跚而行。然而，中国[ZhongGuo]现代化的道路之所以如此艰难曲折，不仅因为它是外来、强迫、后发的，更是因为当时的统治者大清王朝[WangChao]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这个挑战实际是“现代”开端的意义竟毫无认识，因此不知所措，进退失据，步步被动，一拖再拖，一误再误，最终丧失了主动变革、主动“现代化”的机遇。这种主动权的自我丢失不仅使大清王朝[WangChao]最终覆灭，更重要的是使中华民族追求“现代”的进程被大大延误，屡受重挫。

　　“船坚炮利”是近代国人对西方列强的第一个感受，身处抗英前线的林则徐对此感受更加深刻，因此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本是克敌制胜的常识，也是寻常的治国之道，但林则徐等人却因此受到“溃夷夏之防”、“以夷变夏”的严厉指责。在外患频仍、内乱不断的近代中国[ZhongGuo]，此点对清王朝[WangChao]能否“永延帝祚”至关重要，但清政府[QingZhengFu]却迟至20年后才“半心半意”地开始仿造“洋枪洋炮”！之所以说“半心半意”，因为这为挽救王朝[WangChao]造枪造炮的“洋务运动”，却遭到当时“主流”的激烈批判和极力阻挠，依然指责这是“以夷变夏”。多的不说，从中国[ZhongGuo]应不应该使用电报[DianBao]的争论，就可看到阻力之大。近代中国[ZhongGuo]外患内乱不断，时时军情紧急，能够瞬息万里的电报[DianBao]无疑是一直身处危境的清政府[QingZhengFu]的当务之急。然而，“电报[DianBao]”却长期被认为有害。李鸿章在1865年首先提出要开办电报[DianBao]事业，却一直不被朝廷批准，最主要的理由竟是电报[DianBao]“用于外洋，不可用于中国[ZhongGuo]”，因为“夫华洋风俗不同，天为之也。洋人知有天主、耶稣，不知有祖先，故凡入其教者，必先自毁其家木主。中国[ZhongGuo]视死如生，千万年未之有改，而体魄所藏为尤重。电线之设，深入地底，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侵水灌，势所必至，为子孙者心何以安？传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藉使中国[ZhongGuo]之民肯不顾祖宗丘墓，听其设立铜线，尚安望尊君亲上乎？”在这种逻辑中，电报[DianBao]的性质姓“天主、耶稣”，兴办电报[DianBao]就是入洋教、是背祖叛宗，背叛中国[ZhongGuo]传统文化，中国[ZhongGuo]人架设电线就是不孝，不孝必然不忠，架设电线必然导致不忠不孝，罪莫大焉！直到14年后，朝廷才准允李鸿章设立电报[DianBao]。

　　电报[DianBao]之利非常直接，显而易见，根本不需要统治者“高瞻远瞩”即能明白。但如此“直观”之利清政府[QingZhengFu]都看不清，一个“电报[DianBao]”都办得如此困难曲折，诸如那些“好处”非常间接隐晦、需要长时间才能显现的制度变革，清政府[QingZhengFu]更不可能积极主动进行了。总是在大难之后，如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才非常被动地作某些“改革[GaiGe]”。因为非常被动，因此在“温和立宪[LiXian]”与“激进革命[GeMing]”的最后竞赛中，以彻底推翻清王朝[WangChao]的“激进革命[GeMing]”胜出告终。

　　“辛亥革命[GeMing]”这些年来几乎成为“激进”的代名词，颇有人对清政府[QingZhengFu]的“新政”“立宪[LiXian]”被辛亥革命[GeMing]“打断”而深感遗憾。不经革命[GeMing]的大动荡大破坏而收革命[GeMing]之实效，当然是值得追求的理想状态，作为一种良好的愿望，更是无可指责。但若强以近代中国[ZhongGuo]的历史来为之佐证，指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GeMing]为“过激”，则有违史实大矣。康、梁想通过“明君”自上而下改良，何曾“过激”？其实，人们似乎忘记，被尊为“辛亥之父”的孙中山并非一开始就想“干革命[GeMing]”的，起初也是想方设法上书清政府[QingZhengFu]，想走“改良”路线的。只是在“改良”被拒之后，他才立志走上“革命[GeMing]”一途的。发动辛亥革命[GeMing]的“革命[GeMing]党”无疑是激进的，然而，开始只是人数极少、原本很难成气候的革命[GeMing]党，最后竟能一举推翻清王朝[WangChao]，结束中国[ZhongGuo]几千年帝制，确实出人意外。这种天翻地覆之变当然有许多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原因，其中还有一个不能说不重要的原因，就是实际上是清政府[QingZhengFu]“制造”了革命[GeMing]党。

　　直到1906年9月1日，清廷[QingTing]在巨大压力下终于发布了仿行立宪[LiXian]的上谕，宣布进入预备立宪[LiXian]阶段。对此迟来的顺应民意之举，国内依然万众欢腾，一些大城市甚至张灯结彩，敲锣打鼓。学生、市民、绅商集会、游行、演讲表示庆贺，“何幸一道光明从海而生，立宪[LiXian]上谕从天而降，试问凡我同舟，何等庆幸！”人们自发撰写的《欢迎立宪[LiXian]歌》表达了对朝廷的热爱尊崇和对必然带来暴力的革命[GeMing]的反对：“大清立宪[LiXian]，大皇帝万岁万万岁！光绪三十二年秋，欢声动地球。”“和平改革[GaiGe]都无苦，立宪[LiXian]在君主。”“纷纷革命[GeMing]颈流血，无非蛮动力。一人坐定大风潮，立宪[LiXian]及今朝。”

　　然而，清廷[QingTing]并不珍视此时对它来说极其珍贵的民情民意。

　　在官僚体制改革[GaiGe]方面，清廷[QingTing]在1906年9月6日即颁布了改革[GaiGe]官制上谕，虽然只是行政改革[GaiGe]，毕竟是一种改革[GaiGe]的姿态。但11月6日，朝廷发布裁定中央官制上谕，结果满人权力更大，连以前形式上的“满汉平衡”都被打破，使人对清廷[QingTing]是否真准备立宪[LiXian]大起疑心，甚至有立宪[LiXian]派直斥其为“伪改革[GaiGe]”，“徒为表面之变更”，“竭数月之改革[GaiGe]，迄今仍是本来面目，政界之难望，今可断绝”。远在日本东京的梁启超当时在写给康有为的信中承认：“革命[GeMing]党现在东京占极大之势力，万余学生从之过半；前此预备立宪[LiXian]诏下，其机稍息，及改官制有名无实，其势益张，近且举国若狂矣。”清廷[QingTing]刚宣布预备立宪[LiXian]时，革命[GeMing]派的力量就“稍息”；而当人们认识到清廷[QingTing]的立宪[LiXian]有名无实时，革命[GeMing]派就“其势益张”。显然，革命[GeMing]派力量的“息”与“张”，与清廷[QingTing]所作所为大有干系。所以1907年初，坚决反对激进革命[GeMing]、立宪[LiXian]派领袖梁启超在与革命[GeMing]派激烈争论后，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因清政府[QingZhengFu]的所作所为而从“温和立宪[LiXian]”转为“激进革命[GeMing]”后，在《新民丛报》发表了《现政府与革命[GeMing]党》一文，无奈地承认：“革命[GeMing]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GeMing]党之一大工场也。”端的是一语中的。

　　官制改革[GaiGe]尚且如此，立宪[LiXian]原则上就更加滞后。清廷[QingTing]认为，日本宪法强调“君主大权”，最合己意，也就是说，以日本为“典范”的意义主要在于“皇权”依然至高无上，所以清政府[QingZhengFu]在1908年公布了著名的《宪法大纲》。但这部“君权”比“明治宪法”扩大、“民权”比其缩小的“宪法”连温和的立宪[LiXian]派都坚决反对，认为“政府宁肯与人民一尺之空文，不肯与人民一寸之实事”，指其为“假立宪[LiXian]”、“伪立宪[LiXian]”。重要的是，立宪[LiXian]派以士绅为主，正是清王朝[WangChao]的社会基础。

　　从1910年1月起到11月止，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以地方士绅为主的“立宪[LiXian]派”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声势浩大，遍及全国。尽管“开国会”的呼声越来越响，一浪高过一浪，清廷[QingTing]就是毫不妥协，拒不开国会，拒不立宪[LiXian]，反而采取越来越激烈的手段镇压立宪[LiXian]运动。当清政府[QingZhengFu]采取越来越激烈的手段镇压温和的立宪[LiXian]运动时，在“立宪[LiXian]”与“革命[GeMing]”的“赛跑”中，支持革命[GeMing]的人必将越来越多。清政府[QingZhengFu]对各种警劝充耳不闻，一意孤行，仍要大权独揽，结果便是众叛亲离，真正“动摇国本”，最终垮台。

　　纵观晚清历史，每当还有一线希望、还能控制一定局面的时候，清廷[QingTing]总是拒不变化；只到时机已逝、丧失了操控能力的时候，它才匆匆忙忙地被动“变革”。改革[GaiGe]愈迟，所付出的“利息”也将愈大。然而清廷[QingTing]对此似乎毫无认识，它总是在下一个阶段才做原本是上一个阶段应做的事情，而且拒不“付息”，不愿再多做一点让步和妥协，完全丧失了变革的主动权，完全是被“形势”推着走，改革[GaiGe]的空间终于丧失殆尽。

　　“改革[GaiGe]”是当事各方都以理性的态度妥协的结果，只要有一方坚持不妥协，就无法“改革[GaiGe]”，社会矛盾必然以“革命[GeMing]”一类的暴力方式解决。一场巨大的社会革命[GeMing]，并不是革命[GeMing]者的主观“激进”造成的。在社会矛盾中，统治者往往居于“主导”地位，革命[GeMing]往往是由上层的种种“极端”触发、造成的。所以，与其说“革命[GeMing]”是下层“激进”的结果，不如说是被上层的“顽固”逼迫出来的；与其指责下层“过激”，不如指责上层的“顽固”；与其呼吁被统治者“告别革命[GeMing]”，不如吁请统治者主动改革[GaiGe]。

　　对每一场重大的政治、社会变动，人们都会有不同看法。有人赞扬，有人批评；有人肯定，有人否定。但是，比这些“价值评判”，即个人的好恶更重要、更基础的，其实是认真理清它的来龙去脉，细心爬梳整理复杂纷繁的丝丝缕缕，慢慢解开纠结不清的环环扣扣。一句话，首先要冷静、客观分析它的“原因”。这是几十年学习、研究历史使我养成的“历史性思维”，当然也是这本《走向革命[GeMing]——细说晚清七十年》的主旨：不是评价辛亥革命[GeMing]的好坏功过，而是冷静分析它何以发生。

　　（《走向革命[GeMing]——细说晚清七十年》，雷颐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3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