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学社直接前身的群治学社和振武学社，由与日知会和同盟[TongMeng]会都有渊源关系的湖北军队同盟[TongMeng]会改组而成。至于湖北共进会与同盟[TongMeng]会的关系，远比文学社更直接。同盟[TongMeng]会和留日学生中有一部分急于求成者，认为同盟[TongMeng]会的活动“缓不济急”，决定另组实行团体，共进会就是这样成立起来的。他们要联络内地会党，即时起事。共进会虽似另立山头，但仍以同盟[TongMeng]会之宗旨为宗旨，以同盟[TongMeng]会之总理为总理，仅将入会誓词中的“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

　　正由于文学社和共进会与同盟[TongMeng]会有如此深厚的渊源关系，两会在1911年9月实现联合时，各自取消了原来团体的名称，撤销了原来负责人的名义，而共同拥戴同盟[TongMeng]会领袖，并派人赴沪请黄兴、宋教仁、谭人凤来鄂主持。

　　以上史实表明，武昌起义表面看起来是由文学社和共进会联合发动，实际上可视为同盟[TongMeng]会领导发动的又一次武装起义，它与同盟[TongMeng]会前此在南方各地发动的一系列武装斗争一脉相承。

　　从思想上看，武昌起义是在孙中山[SunZhongShan]革命[GeMing]思想和同盟[TongMeng]会革命[GeMing]方略指导下进行的。从人事上看，同盟[TongMeng]会从主要领导人、重要骨干到一般成员有不少人参加了武昌起义的指挥和战斗，参加了起义后革命[GeMing]成果的保卫和革命[GeMing]政权的建设。

　　湖北革命[GeMing]党人由于在组织上和思想上与同盟[TongMeng]会的密切联系，把武昌起义看做是同盟[TongMeng]会的革命[GeMing]行动的组成部分，所以发难后立即通过各种管道邀请同盟[TongMeng]会的领导人前来主持大计。同盟[TongMeng]会也把这场起义看做是自己革命[GeMing]事业的一部分，主要领导人黄兴、宋教仁、谭人凤等在起义爆发后联翩来到武汉，各展所长，为武昌首义的胜利做出了主要贡献。

　　张磊：说辛亥革命[GeMing]胜利只是看到了形式

　　辛亥革命[GeMing]有两个概念，一个是从头到尾的一个革命[GeMing]时期，起自1894年兴中会建立，到两次护法失败结束。具体地说辛亥革命[GeMing]，从狭义上说就那么几个月，一声枪响全国响应，随后则是清帝退位。近年来，有一种观点是否认孙中山[SunZhongShan]在辛亥革命[GeMing]中的首要地位，贬低孙中山[SunZhongShan]对辛亥革命[GeMing]的重大作用。孙中山[SunZhongShan]当然是辛亥革命[GeMing]的领导者，他最大的功绩就是辛亥革命[GeMing]。现在经常有人问，辛亥革命[GeMing]到底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其实孙中山[SunZhongShan]对此有着明确的回答，所谓辛亥革命[GeMing]是胜利的说法仅仅看到的是共和的形式，而没有看到实质。孙中山[SunZhongShan]自己说，民国徒有其表，打倒一个皇帝，出来无数“皇帝”官僚军阀者，所以孙中山[SunZhongShan]最后说“革命[GeMing]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我们不能要求一个革命[GeMing]解决一切任务，它只是完成一定的历史任务。所以孙中山[SunZhongShan]的革命[GeMing]虽然终究是失败的，但它是一个伟大的失败。

　　避免“瓜分”、“共管”的厄运，争取民族独立，无疑是孙中山[SunZhongShan]所倡导的民族主义的又一基本内容。孙中山[SunZhongShan]是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刻踏上革命[GeMing]道路的，他的全部活动始终具有强烈的救亡色彩。要说明的是，确认孙中山[SunZhongShan]在辛亥革命[GeMing]中承担了“第一小提琴手”的角色，决不意味着贬低或抹煞其他领导者和有关团体的历史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