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简介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网是忠实记录中国改革开放和建设成就及国家方针政策的唯一综合性国家年鉴网,是为落实中央关于“开展数字化、网络化建设,做好方志资源的整合、共享与开发利用”的有关精神,打造网上国史馆,推进国家史志信息化的建设的具体举措。中国年鉴网通过推出“阅后即定”等新技术,让历史能定时凝固下来,致力为每个行业、地区、单位、个人提供网上与移动历史空间,让每个行业、地区、单位以及个人都有自己的一部史记,都能在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热点内容
推荐内容
网站首页 > 史海沟沉 > 史林笔谭 >
钱基博生平与学术成就--中国年鉴网
一、钱基博的家世与生平
钱基博(1887—1957),字子泉,又字哑泉,别号潜庐,江苏无锡人。其家族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五代十国时吴越国国王钱俶。五代以来,钱氏是江浙望族,文脉一以贯之。无锡的一支钱氏是典型的“文化型家族”,重视学术[XueShu]文化。无锡钱氏有堠山、湖头两大支,钱基博为堠山城西支武肃王(五代时吴越国开国之君钱镠)第三十二世孙;钱穆(字宾四)则为湖头文林公支武肃王第三十四世孙。钱基博与钱穆一直有良好的交往,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说:“余在中学任教,集美、无锡、苏州三处积八年之久,同事逾百人,最敬事者,首推钱子泉。生平相交,治事之勤,待人之厚,亦首推子泉。”钱基博对自己能出生在这样的钱氏家族感到欣慰,“自以始得姓于三皇,初盛于汉,衰于唐,中兴于唐宋之际,下暨齐民于元明,儒于清,继继绳绳, 卜年三千,虽家之华落不一,绩之隐曜无常,而休明著作,百祖无殊,典籍大备,灿然可征也”[钱基博:《无锡光复志·自叙篇第六》。]。
钱基博于1948年夏编撰了《堠山钱氏丹桂堂家谱》,由此可知,钱家的辈字有维、福、基、锺、汝等。钱基博的祖父钱维桢(1811—1886),字榕初,是前清贡生,曾创办江阴全县义塾,与晚清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先导人物冯桂芬相友善,近代文人陈三立曾亲自为之立传。
钱基博的大伯父钱福炜为举人,选授苏州府长洲县学教谕,热心公益慈善事业;二伯父钱福煐(钱熙元)为廪贡生,江南乡试副举人,设塾授徒四十余年;三伯父福GFDA1为郡庠生;其父钱福炯年20岁举秀才,恬淡荣名而又急公好义。钱福炯的弟弟福炽为国学[GuoXue]生。钱家的基字辈多达16人,其中基鸿为县学生,基康为附贡生,候选训导,基成为附贡生、教师,基成比基博兄弟年长14岁,故基博兄弟和后来的锺书兄弟都从小受业于基成。
钱基博的生日与孟子的生日是同一天,钱基博于是对孟子情有独钟,他在《孟子约纂》说:“博于《孟子》一书独有至好,以为发孔子之所未发。而其文之婉切笃至,尤足以警发人之善心,不使放心邪气接焉。伏念孟子以周安王十七年四月二日生,说者谓即夏历之二月二日也。博生后孟子二千二百八十有三年,而适以同月同日生。意者天之启予,孟子之学,将待予小子而昌明矣乎!”[曹毓英选编:《钱基博学术[XueShu]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DaXue]出版[ChuBan]社,1997年,第343页。]这段文字中说到孟子“发孔子之所未发”,是赞赏孟子对孔子学说的创新。钱基博在此文中阐发得很清楚:“孔子只言志,而轲则并言养气;孔子只言性相近,而轲则径言性善;孔子只言使民、临民,而轲则直曰民为贵;孔子只言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而轲则曰民事不可缓也。”在钱基博看来,后人的思想与学问应当超过前贤。正因为钱基博以孟子为榜样,所以后来才能做出大学[DaXue]问。
在今无锡市崇安区新街巷有钱基博的故居,故居始建于1923年,有平房28间,大小庭院11个、水井3口,主体建筑绳武堂面阔七间,是典型的江南庭院式民居,适合生活与读书。钱基博从小就生活在这个庭院中。钱基博的长子钱锺书在其故居老屋有一副对联“文采传希白,雄风动射潮”,说的是钱氏家族有深厚的历史渊源。
钱氏家学严格。钱基博的父亲“以家世儒者,约束子弟,只以朴学敦行为家范,不许接待宾客,通生气。又以科举废而学校兴,百度草创,未有纲纪,徒长嚣薄,无裨学问。而诫基博杜门读书,毋许入学校,毋得以文字标高揭己,沾声名也”[钱基博:《钱基博学术[XueShu]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DaXue]出版[ChuBan]社,1997年,第2页。]。钱基博从小受到深厚的国学[GuoXue]熏陶。钱基博四岁起始由其母(其母孙宜人氏亦出身书香门第,为无锡石塘湾世家大族孙竹筠之次女,从小耳濡目染,秉性勤敏能干,自能“通字义,辨句读”)授识方字,授读《孝经》,皆能成诵。五岁时,钱基博的伯父钱福炜、堂兄钱基恩皆曾为其传道授业。据钱基博在1935年写的《自传》说:“五岁从长兄子兰基恩受书;九岁毕《四书》、《易经》、《尚书》、《毛诗》、《周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古文翼》,皆能背诵。十岁,伯父子仲眉公(钱熙元)教为策论,课以熟读《史记》、诸氏唐宋八大家文选。而性喜读史,自十三岁读司马光《资治通鉴》、毕沅《续通鉴》,圈点七过。”可见,钱基博是早慧少年,童子功极好,如有天成。
钱基博少年老成,文章古朴而有内涵。他在《自传》中曾说:“初年学《战国策》,喜纵横不拘绳墨。既而读曾文正书,乃泽之扬马,字矜句炼;又久而以为典重少姿致,叙事学陈寿,议论学苏轼,务为抑扬爽朗。”他自评其文章“取诂于《许书》,采学《萧选》,植骨以扬、马,驶篇似迁、愈”。在读古书的同时,钱福炯为钱基博订了一份《申报》,每天晚上,钱福炯督责基博用朱笔点报上论说一篇,作为课余。钱基博还从《格致新报》上读了严复所译《天演论》,开始对生物学乃至整个自然科学发生了兴趣[刘桂秋:《无锡时期的钱基博与钱锺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ChuBan]社,2004年,第40页。],其后又自学了《笔算数学》、《代数备旨》、《几何备旨》、《八线备旨》等课本。
钱基博一生研究[YanJiu]国学[GuoXue],以国学[GuoXue]为己任。他年轻时有当幕僚的机会,并显现出特别的才能,一度受到欣赏,月薪白银百两。但是,他主动放弃了,而是回家乡当教师,安贫乐道。钱基博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他从1913年起,教过小学(无锡县立高小)、中学(无锡丽则女中、江苏省立三师)。从1923年起,他在大学[DaXue]任教,先后在上海圣约翰大学[DaXue]、北京清华大学[DaXue]、上海光华大学[DaXue]、浙江大学[DaXue]、湖南蓝田师院担任教授。当过系主任。
钱基博治学,追求长久的学术[XueShu]价值。他在《现代中国[ZhongGuo]文学[WenXue]史·四版增订识语》说:《现代中国[ZhongGuo]文学[WenXue]史》出版[ChuBan]之后,柳诒徵、王利器等学者“莫不致书通殷勤”,“吾知百年以后,世移势变,是非经久而论定,意气阅世而平心,事过境迁,痛定思痛,必有沉吟反复于吾书,而致戒于天下神器之不可为,国于天地之必有与立者。此则硁硁之愚,所欲与天下后世白之者已”[曹毓英选编:《钱基博学术[XueShu]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DaXue]出版[ChuBan]社,1997年,第502页。]。民国年间,钱基博誉满大江南北。钱基博在1935年写的《自传》说当时已经有许多人对他称赞不已,如:“南通张謇以文章经济,为江南北士流所归重,及读基博文而叹曰:‘大江以北,未见其伦!’吴江费树蔚曰:‘岂惟江北,即江南宁复有第二手!’”[钱基博:《自传》,载《华中师范大学[DaXue]学报——纪念钱基博诞生百周年专辑》,1987年。]可见,民国初年,钱基博已是学术[XueShu]界出类拔萃的人物。
钱基博是一位书生,但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生。他关心民生,主张做一个有民族情操的士人,他在《四书解题及其读法·序》批评当时的社会“共而不和”、“有专无制”、“人将相食”。他认为学人只有“穷则反本,然后知圣人忧世之情深,仁民之道大也”。1924年,钱基博任上海圣约翰大学[DaXue]国文教授,他谆谆教诲中国学[GuoXue]生一定要学好国文,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国[ZhongGuo]人。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日本资本家枪杀中国[ZhongGuo]工人顾正红事件,即“五卅”惨案。圣约翰大学[DaXue]学生集会声援,美国校长卜舫济却横加指责,钱基博勃然而起,辞去圣约翰大学[DaXue]任职。在爱国人士王省三资助下,一批有识之士在上海建光华大学[DaXue],收容圣约翰大学[DaXue]离校师生,钱基博担任中国[ZhongGuo]文学[WenXue]系主任及文学[WenXue]院院长。钱基博撰《光华大学[DaXue]成立记》,发表于《光华大学[DaXue]半月刊》上。1937年,日寇大举侵华,钱基博在《国命旬刊》发表《吾辈人何以处》,引用孔子语“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疾呼“中华之精神不死,而后民族之复兴可期”[傅道彬编:《中国[ZhongGuo]现代学术[XueShu]经典·钱基博卷》,河北教育出版[ChuBan]社,1996年,第906页。]。新中国[ZhongGuo]建立之后,面对50年代初的一些腐化风气,钱基博说:“我不愿自我腐化以腐化社会,尤其不愿接受社会之腐化以腐蚀我民族之本能。”[见《自我检讨书》。]此语体现了知识分子特立独行的士人精神。
1946年钱基博来到武汉,在私立华中大学[DaXue]工作。当时他自称有憧憬,想好好教国文。1951年,全国高校调整,华中大学[DaXue]合并到华中师院。在华师,钱基博无尝地把自己一辈子精心搜集的230件文物捐献给华师,并亲自筹建了价值连城的学校博物馆。博物馆现在保存着钱基博当年给杨东莼院长的报告、开会的记录、馆藏文物的说明,还有钱基博捐献的文物。钱基博热爱文物,热爱中国[ZhongGuo]文化。他在晚年写的《自我检讨书》说:“(每)一件古器,(都)可以充实我们的文化。”[这份资料现存华中师大钱基博档案馆。]
钱基博乐于买书藏书。他生活淡然,一生清贫自守,集中精力从事学术[XueShu]。他在《自传》中称:“暇则读书,虽寝食不辍,怠以枕,餐以饴,讲评孜孜,以摩诸生,穷年累月,不肯自暇逸。而性畏与人接,寡交游,不赴集会,不与宴饮。”钱基博无偿地把一辈子精心搜集的图书全部捐献给了华中师大。这些书原来藏在钱基博故居老屋的书房“后东塾”。解放初,由钱基博的女婿石声淮经办此事,从无锡运到武汉,可能有五万册。
钱基博有许多学术[XueShu]界的朋友。他与孪兄钱基厚、孩提好友徐彦宽三人被称为“三贤”。他在《自传》中说:“瞻顾朋侪,独多君子。……识度之渊,不如同县徐彦宽。学问之密,不如慈溪裘毓麟。”他与师友相互砥励,切磋学术[XueShu],并经常以人之长比己之短。他在1951年填写的干部履历表上,写了一批学友的名字,有章太炎、梁启超、唐文治、张东荪、梁漱溟、吕思勉、张难先。
1957年,钱基博被湖北省《反右通报》当作“右派”典型。就在这年年底,钱基博带着郁闷的心情而病亡。
1987年,在章开沅校长倡议下,华中师大校报推出了《钱基博专辑》,后来,华中师大出版[ChuBan]社又出版[ChuBan]了曹毓英选编的《钱基博学术[XueShu]论著选》。1993年,中华书局出版[ChuBan]了钱基博《中国[ZhongGuo]文学[WenXue]史》三册。1996年,傅道彬编《中国[ZhongGuo]现代学术[XueShu]经典·钱基博卷》,由河北教育出版[ChuBan]社出版[ChuBan]。2004年,刘桂秋著《无锡时期的钱基博与钱锺书》,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ChuBan]社出版[ChuBan]。钱基博渐渐被学术[XueShu]界重新认识。
钱基博有三子一女,长子钱锺书。二子锺纬,学纺织专业,曾由南通纺织学院肄业转赴英国波尔敦工学院留学并实习,后回国历任申新第八厂、浙江建设厅、纺织厂技师和筹备主任等,后任宝鸡毛棉厂厂长、申新第四纺织公司工程师和汉口纺织厂副厂长等职。三子锺英,光华大学[DaXue]外文系毕业,曾任中央银行课员,后任交通银行仰光分行秘书兼文牍主任。女儿锺霞,工笔书法秀丽,有较好的文学[WenXue]修养。女婿石声淮是华中师大的中文系教授。
二、钱基博的学术[XueShu]成就
钱基博一辈子专门从事对中国学[GuoXue]术的研究[YanJiu],他具有深厚的国学[GuoXue]根柢,采用国学[GuoXue]方法,从事国学[GuoXue]研究[YanJiu],是一代国学[GuoXue]大师。钱基博治学的突出特点是: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反复消化与比较,对每个学者的学术[XueShu]传承与特点进行了归纳,把学术[XueShu]的演变与态势作了精辟的总结。如《茹经堂外集·叙》对王念孙、王引之、康有为、章太炎、王国维、罗振玉、胡适、梁启超、梁漱溟、唐文治等人的学术[XueShu]路数与贡献作了准确的介评,文章不长,却显现出深厚的学术[XueShu]功力。
(一)构建国学[GuoXue]的框架
钱基博对国学[GuoXue]的源流、定义、内容都有论述,集中体现在他撰写的《国学[GuoXue]文选类纂》、《国学[GuoXue]必读》、《十年来国学[GuoXue]之商兑》、《今日之国学[GuoXue]》、《茹经堂外集·叙》。
关于国学[GuoXue]的源流,钱基博在《国学[GuoXue]文选类纂》把源头追到上古。他说:“春秋以前,我国有政无学,有君卿大夫士而无师儒,周辙既东,官坠其职,于是‘百官之守’,一变而为‘百家之学’。《汉书·艺文志》曰‘某家者流,盖出于某官’是也。‘百家之学’所为异于‘百官之守’者;‘百官之守’者,谨守其‘数’;‘百家之学’者,宣究其‘义’;此国学[GuoXue]之所为起也。”这是从学术[XueShu]的源头论述国学[GuoXue]的发生。
关于国学[GuoXue]的定义,钱基博在《国学[GuoXue]文选类纂·总叙》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学就是觉,“学以圣为归,圣者,大觉至通之称”。“国学[GuoXue]之一名词,质言其义曰:‘国性之自觉’云尔!”他把国学[GuoXue]分为古典主义与人文主义,认为人文主义的国学[GuoXue]“发国性之自觉,而纳人生于正轨”。“国学[GuoXue]者,人文主义之教学也,舍人文主义之教学,更何所谓国学[GuoXue]者!”[曹毓英选编:《钱基博学术[XueShu]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DaXue]出版[ChuBan]社,1997年,第19—20页。]他认为,在学习和研究[YanJiu]国学[GuoXue]时,应当彰显其人文主义内涵。可见,与其他国学[GuoXue]大师相比,钱基博更加强调国学[GuoXue]的思想性。
关于国学[GuoXue]的内容,钱基博在《国学[GuoXue]文选类纂》把国学[GuoXue]分为六个部分,即小学、经学[JingXue]、子学、史学、文学[WenXue]、校雠学。他把小学、校雠学从原经部和史部析出,可能是为了强调国学[GuoXue]的基本功和运用。治国学[GuoXue]者,大多注重文字,由传统的小学起步,最后要落实到校雠上。钱基博一辈子治学,与其他国学[GuoXue]大师一样,都是循着这个路子走过来的。其它书籍,钱基博认为国学[GuoXue]的知识系统涉及很广,按学科分类,可以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WenXue]、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术数也应属于国学[GuoXue][钱基博《版本通义》,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53页。]。
关于国学[GuoXue]书目,钱基博在1934年撰《近代提要钩玄之作者》,介绍了一些书籍,其中涉及六个方面。经部:皮锡瑞《经学[JingXue]历史》、陈澧《东塾读书记》。史部:梁启超《中国[ZhongGuo]历史研究[YanJiu]法》、赵翼《廿二史札记》。子部:陈钟凡《诸子通谊》。集部:姚永朴《文学[WenXue]研究[YanJiu]法》、刘熙《艺概》。通论:章学诚《文史通义》、张尔田《史微》、章炳麟《国故论衡》。余艺:叶德辉《书林清话》、《余话》、叶昌炽《语石》、康有为《续艺舟双楫》。谈到书目,我们都还记得,胡适在1923年为清华大学[DaXue]学生开了一份《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GuoXue]书目》;梁启超应《清华周刊》之约,也列出《国学[GuoXue]入门要目及其读法》。胡、梁都列了《老子》、《四书》、《墨子》、《荀子》、《韩非子》、《左传》、《文选》等国学[GuoXue]核心书籍。钱基博的国学[GuoXue]书目侧重于近代,并强调了通论和余艺,非常简明,无疑是对胡、梁国学[GuoXue]书目的补充。此外,钱基博在《版本通义·读本》详细介绍了许多古籍,其中都是容易搜寻到的国学[GuoXue]书,他建议有志于国学[GuoXue]的年轻人系统地了解这些书籍[钱基博:《版本通义》,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53页。]。
关于国学[GuoXue]大师,钱基博提到过很多学者,他对人们不太注意的陈澧、裘匡庐作了特别的推荐。清代陈澧有书房“东塾”,撰有《东塾读书记》,其治学能熔汉宋学术[XueShu]于一炉,成会通之学。钱基博把无锡的书房称为“后东塾”,有楹联云:“书非三代两汉不读,未为大雅;文在桐城阳湖之外,别辟一途。”意为治学要穷尽源头,敢于另创新流派。裘匡庐(毓麟)是民国年间不太知名的国学[GuoXue]研究[YanJiu]者,他撰有《思辨广录》,请钱基博写序,钱基博对其学问赞赏不已,诸如国学[GuoXue]方法、东西学术[XueShu]之异同,观点完全一致。在《十年来国学[GuoXue]之商兑》,钱基博敬重地推荐裘匡庐的《思辨广录》,大段引用裘匡庐的观点[曹毓英选编:《钱基博学术[XueShu]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DaXue]出版[ChuBan]社,1997年,第38页。]。
(二)学贯四部
钱基博对经史子集四部均有深入研究[YanJiu],建树颇多。
1.对经部的研究[YanJiu]。
钱基博对《易》、《书》、《诗》、《礼》、《春秋》、《小学》均有研究[YanJiu]。钱基博将十三经中的小学部分从经学[JingXue]中脱离出来。1926年,钱基博在编《国学[GuoXue]文选类纂》时,将国学[GuoXue]分为六类:小学之部,经学[JingXue]之部,子学之部,史学之部,文学[WenXue]之部,校雠目录之部。所谓经书,就是指《诗》、《书》、《三礼》、《春秋》、《周易》、小学,经学[JingXue]就是直接研究[YanJiu]这六者的学问。
1918年,钱基博撰《孟子约纂》,1919年由无锡辅仁中学刊印。
1923年,钱基博撰《周易解题及其读法》,提出《周易》的功能在于知未来和知会通,学者不仅要读一些通俗的史书,还应读一些像《周易》这样专深的经书,窥其蕴奥。钱基博在《〈周易〉解题及其读法》认为《易》不能看作是史书。因为:“史以藏往,《易》以知来,史者所以记群治之事为,而《易》者所以籀群治演化之大例者也。《尚书》记言,《春秋》记事,分隶左右史,《周礼》殆后世通典通考之权舆,谓之史,可也。《诗》虽不名史而丽于史焉,可也。独是《易》之为书,明天之道,察民之故,帝王之言行,不屑记也;事为之制度,不备载也;要以设卦观象,开物成务,而冒天下之道,通天下之志焉;宁得以史概之乎”
1933年,钱基博撰《〈四书〉解题及其读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ChuBan];1935年撰《读〈礼运〉卷头解题记》,载《光华大学[DaXue]半月刊》第4卷第2期;《〈丧礼〉今读记》刊于《光华大学[DaXue]半月刊》第4卷第4期。钱基博认为“经须读”,熟读才能记于心。他在《孟子约纂》说:学便是读,“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曹毓英选编:《钱基博学术[XueShu]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DaXue]出版[ChuBan]社,1997年,第347页。]他撰有《黄仲苏先生朗诵法·序》,主张采用桐城学派的方法,放声疾读,因声求气。他主张分类读经,分类读经才能知其异同。“读经须明界说”,“读经须切己体察”,将所读之书句句体贴到自己身上领会。
钱基博在经学[JingXue]方面的代表作是1936年出版[ChuBan]的《经学[JingXue]通志》。他写此书的原因在于:“鉴于唐人陆德明《经典释文》叙次经学[JingXue]源流,记载每多疏舛,于魏晋以下缺焉不详。清儒江藩绍述其意,作《经师经义目录》,胶于门户,以清儒承汉学,而置唐、宋于不议不论。学术[XueShu]流变之迹,因以不明。心所未安,于是博稽深览,出入百家,著《经学[JingXue]通志》一书。”钱基博对“经”作了一番考证。他根据《说文》、《玉篇》先释本义,然后以引申阐明经学[JingXue]之“经”,为经纶天下之经;并引《释名》释“经”为人们日常的必要径路,以此说明其具有“经,常道也”的含义。钱基博认为,后世以传为经,以记为经,以群书为经,以经解为经,以经之贰为经,以诸子为经,这些都不符合“经”的意义。
当代学者陈其昌认为《经学[JingXue]通志》有精辟的见解,能详人所略,指出其谬误,且主张创新[陈其昌:《读经学[JingXue]通志》,载《华中师范大学[DaXue]学报——纪念钱基博诞生百周年专辑》,1987年。]。其对《经学[JingXue]通志》的评价有四点:其一,在体例上有独到之处,不是按朝代写经学[JingXue]史,而是按经书写。其二,在构架上有独到之处,不是写十三经,而是只选择了几部真正的儒家经典。他认为十三经中,有的是子书,如《孟子》;有的是“经之贰”,如《论语》、《孝经》;有的是解经之书,如《尔雅》,所以在《经学[JingXue]通志》不写这些书。其三,在风格上有独到之处。其书的语言简洁,提供的信息量大。其四,钱基博的《经学[JingXue]通志》不太通俗,与朱自清的《经典常谈》相比,可读性差。只有准备坐冷板凳的人,准备研究[YanJiu]经学[JingXue]的人,才可能卒读其书。纵观20世纪,经学[JingXue]大师难以数出十余人,如俞樾撰《群经平议》,皮锡瑞撰《经学[JingXue]历史》,刘师培撰《经学[JingXue]教科书》,马宗霍撰《中国[ZhongGuo]经学[JingXue]史》,周予同撰《群经概论》,汤志钧撰《中国[ZhongGuo]经学[JingXue]史》,蒋伯潜撰《经学[JingXue]纂要》,章权才撰《两汉经学[JingXue]史》。相比之下,钱基博的《经学[JingXue]通志》出版[ChuBan]时间早,独树一帜,承前启后。
2.对史部的研究[YanJiu]。
钱基博在1926年撰写《读太史公谈〈论六家要指〉考论》刊于《清华周刊》第25卷10号;1933年撰《〈文史通义〉解题及其读法》由中山书局出版[ChuBan];1935年撰《〈史记〉之分析与综合》刊于《光华大学[DaXue]半月刊》第4卷第3期。他推崇刘知几的《史通》与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他倡导学习章学诚的《校雠通义》,撰有《〈文史通义〉解题及其读法》,主张六经皆史,学以致用。
钱基博认为文史不能分家,文学[WenXue]之学术[XueShu]必须以史观为根基。钱基博治史的原则是:“不苟同于时贤,亦无矜其立异;树义必衷诸古,取材务考其信。”[钱基博:《中国[ZhongGuo]文学[WenXue]史》上册,第10页。]他认为历史除了忠实记载之外,还须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不拘泥既定历史标准、体例,而后方能独断于心。
3.对子部的研究[YanJiu]。
钱基博在《自传》称自己“子部钩稽,亦多匡发”。1934年撰《老子〈道德经〉解题及其读法》由上海大华书局出版[ChuBan];1935年撰《周秦诸子聚讼记疏证》载《光华大学[DaXue]半月刊》第4卷第5期;1939年撰《孙子章句训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ChuBan];1947年《增订新战史例孙子章句训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ChuBan]。他还撰有《祭孔子文》、《名家五种校读记》、《四书解题及其读法》。
关于《庄子》,章太炎对《逍遥游》、《齐物论》有专深的研究[YanJiu],而钱基博对《庄子》的研究[YanJiu]集中在《天下篇》。1926年《读〈庄子·天下篇〉疏记叙目》刊于5月《清华周刊》第25卷11号;1930年《读〈庄子·天下篇〉疏记》由商务印书馆以《万有文库丛书》出版[ChuBan]。他在《读〈庄子·天下篇〉疏记》不仅引用《庄子》其他篇的内容考证《天下篇》,还旁征博引了诸子文献,特别是后世对《庄子》的研究[YanJiu]文献,逐字逐句考证《天下篇》,使这篇注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为我们研究[YanJiu]古代学术[XueShu]史提供了新成果。此书开篇就说:“盖榷论儒道,兼核刑名,将匡庄生所未逮,而极鄙意之欲言也。”书中提出了考释《庄子》的四原则:以子解子;稽流《史》、《汉》;古训是式;多闻缺疑。还提出了《庄子·天下篇》的三本事:庄子之学出自老子;庄子讲内圣外王;惠施是道家之旁门。钱基博的注疏旁征博引,扩而大之,把诸子的传承关系与特点讲得很清楚。
4.对集部的研究[YanJiu]。
钱基博以集部名家,受到学术[XueShu]界的赞誉。他在《自传》说:“自谓集部之学,海内罕对。”1933年《现代中国[ZhongGuo]文学[WenXue]史》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ChuBan];1934年《明代文学[WenXue]》由商务印书馆出版[ChuBan],《韩愈文读》由商务印书馆出版[ChuBan],《〈离骚〉讲话》刊于《光华大学[DaXue]半月刊》第3卷第1、2期,《陶渊明集》刊于《光华大学[DaXue]半月刊》第3卷第3期,《〈古诗十九首〉讲话》刊于《光华大学[DaXue]半月刊》第3卷第4期;1935年《模范文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ChuBan];1936年《读清人集别录》刊于《光华大学[DaXue]半月刊》第4卷第6期至第5卷第10期。
钱基博对韩愈特别有研究[YanJiu],撰有《韩愈志》,编有《韩愈文读》。韩愈是唐代大文豪,一代文宗,开创了中古新文风。钱基博在《韩愈志·叙目》说:“昌黎韩愈崛起中唐,世称文宗,百代所仰……因就睹记所及,自新旧《唐书》旁逮唐宋元明清诸家文集及稗官野记之属,其有片言只字及于愈者,靡所不毕采,互勘本集以验其信,旁涉诡闻以博其趣,成为是志。”[曹毓英选编:《钱基博学术[XueShu]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DaXue]出版[ChuBan]社,1997年,第527页。]钱基博长期开设研究[YanJiu]韩愈的专题课,宣扬韩愈,并从韩愈学到了精湛的文风。
钱基博对文学[WenXue]史也特别有研究[YanJiu],最能代表其文学[WenXue]成就的是他的《中国[ZhongGuo]文学[WenXue]史》、《现代中国[ZhongGuo]文学[WenXue]史》。盖有三个特点,其一,采用国学[GuoXue]的方法。中国学[GuoXue]术,文史不分家,国学[GuoXue]更是一个系统的学术[XueShu]。中国[ZhongGuo]文学[WenXue]史虽然主要是讲文学[WenXue],实际上讲的是国学[GuoXue]。钱基博仿《汉书·儒林传》,分别古文学[WenXue]、今文学[WenXue],昭明师法与流变[周振甫:《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同上。]。钱基博研究[YanJiu]了从上古到民国年间数以千计的学者,又将这些学者归之于各个学派,明辨其学统。没有对国学[GuoXue]深入的研究[YanJiu],就不可能有精当的归类与论述。其二,体例有独创性。钱基博撰写文学[WenXue]史有一个基本原则,即“详人之所略”、“重人之所轻”,对别人讲过的从略,主要讲自己的独到之处。其三,观点有独创性。钱基博对“文学[WenXue]”二字有独到的解释,在《中国[ZhongGuo]文学[WenXue]史》提出:“所谓文学[WenXue]者,用以会通众心,互纳群想,而兼发智情。”[钱基博:《中国[ZhongGuo]文学[WenXue]史》,中华书局,1993年,第3页。]如对八股文,他认为其中有好文章,有些文章有思想性。
学术[XueShu]界对钱基博的中国[ZhongGuo]文学[WenXue]史研究[YanJiu]有很高的评价。吴忠匡在《中国[ZhongGuo]文学[WenXue]史·后记》说此书是在广泛研读古今专集基础上撰写的,溯源别派,殊多创获。其书采用的方法是比类比次,把作家所处时代环境、政治思潮、历史渊源综合考查,分析文学[WenXue]作品的发展及演变。马厚文评价基博“此书体大思精,包举宏富,由一人以贯十数人,抟数十人如一人,有往必复,无垂不缩”[马厚文:《从钱子泉基博受业记》,载《华中师范大学[DaXue]学报——纪念钱基博诞生百周年专辑》,1987年。]。中国[ZhongGuo]20世纪的学者中,对韩愈的研究[YanJiu],对古今文学[WenXue]流变的研究[YanJiu]不乏其人,但是,能有钱基博这样学术[XueShu]功力的人不多,称钱基博“海内罕对”,实不为过。
(三)渊博而会通
钱基博是一位学贯古今,文史兼治,渊博而会通的学者。他在《自传》说:“基博论学,务为浩博无涯,诂经谭史,旁涉百家,抉摘利病,发其阃奥。……所作论说、序跋、碑传、书牍,颇为世所诵称。碑传杂记,于三十年来民情国故,颇多征见,足备异日监戒。论说书牍,明融事理,而益以典雅古遒之辞出之,跌宕昭彰。序跋则以生平读书无一字滑过,故于学术[XueShu]文章得失利病,多抉心发奥之论。”可见,钱基博对其学术[XueShu]成就是很自负的。除了四部之外,钱基博的学术[XueShu]还有以下突出的方面:
钱基博重视对写作的研究[YanJiu],长期开设国文写作课,细心辅导学生写作,还主持过国文写作的竞赛。他编写过《模范文选》,收录54篇范文,各种体裁的文章都有,让学生学习。他对姚鼐的《古文辞类纂》,颇有研究[YanJiu],撰有《〈古文辞类纂〉解题及其读法》。他讲授过“桐城文派”课,对桐城派的起源、发展、作家、流弊、衰竭均有很精当的见解,后来出版[ChuBan]了《桐城文派论》。钱基博还撰有《〈文心雕龙〉校读记》、《骈文通义》。
钱基博重视学术[XueShu]功底的基石——小学,撰有《近五十年许慎说文流变考论》,并对《尔雅》有专深的研究[YanJiu]。
钱基博重视治学的门径——目录版本学。他撰有《版本通义》,是民国年间很有影响的目录学书籍。他对《汉书·艺文志》、《四库全书目录》下了很大功夫,撰有《选印四库全书平议》,主张了解《四库全书》应从《四库简明目录》入门。他还撰有《后东塾读书记》,1933年改名《古籍举要》出版[ChuBan]。
钱基博重视研究[YanJiu]地理学,他36岁时(1923年)作《中国[ZhongGuo]地舆大势论》,凡四万言,刊布于梁启超编《新民丛报》。他还撰写了《读史方舆纪要跋》,颇多新见解。
钱基博重视区域文化史的研究[YanJiu],撰有《近百年来湖南学风》。他曾主持编纂无锡方志,对修方志有深思熟虑,发表了《无锡风俗志》。他还撰有《堠山钱氏丹桂堂家谱》[详见刘桂秋:《无锡时期的钱基博与钱锺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ChuBan]社,2004年,第88-90页。]。
钱基博重视研究[YanJiu]教育学,撰有《治学篇》。他27岁开始从事教育工作,注重学养的培育,教书育人,撰有《教育救国与教育自救》、《怎样做一个光华学生》、《吾人何以自处》。
钱基博研究[YanJiu]过兵学,搜集了七八十种兵学书籍,撰有《孙子章句训义》、《欧洲兵学演变史论序》、《吴禄贞传》。他写过武侠系列,如短篇小说集《技击余闻补》。
钱基博晚年对博物学有浓厚的兴趣,全身心整理文物,筹建了华中师院的博物馆,撰有《华中师范学院历史博物馆陈列品研究[YanJiu]报告》。该报告对文物的源流、比较、鉴别、欣赏有专门的论述。
钱基博勤于笔耕,每天都要写读书笔记,计有五百余册的《潜庐日记》,可惜在十年浩劫中被查抄焚毁,这是国学[GuoXue]的重大损失。
当代国学[GuoXue]大师张舜徽主张学习钱基博的治学精神,他撰文[张舜徽:《学习钱子泉基博“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载《华中师范大学[DaXue]学报——纪念钱基博诞生百周年专辑》,1987年。]称赞钱基博“学问的渊博,文章的雄奇,著述的宏富,举世皆知,足传不朽”,而“他的那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在当代是罕见的”。《论语·述而》记载孔子说:“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与我哉!”《吕氏春秋·尊师篇》记载,子贡问孔子:“后世将何以称夫子?”孔子回答:“吾何足以称哉!勿已者,则好学而不厌,好教而不倦,其惟此邪”钱基博的一生,就是孔子之道身体力行的一生。
结 语
钱基博以毕生精力从事于国学[GuoXue],安身立命于国学[GuoXue],熔铸生命于国学[GuoXue],对国学[GuoXue]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YanJiu],为后世提供了丰硕而极有价值的国学[GuoXue]成果,是当之无愧的国学[GuoXue]大师。同时,钱基博本人也成为国学[GuoXue]的一道风景线,成为值得研究[YanJiu]的对象。当代研究[YanJiu]国学[GuoXue]的学者,不可能绕过钱基博而研究[YanJiu]国学[GuoXue]。只有借鉴前贤的国学[GuoXue]研究[YanJiu]成果,才可能不重复劳动,少走弯路,把国学[GuoXue]研究[YanJiu]推向新的高度。
事实上,学术[XueShu]界对钱基博的研究[YanJiu]还是很不够的,才刚刚起步。钱基博的国学[GuoXue]成就还是一处封存的大山,是尚未充分开发的学术[XueShu]宝库。对钱基博的研究[YanJiu],可以选取的题目有许多,如钱基博的经学[JingXue]、文学[WenXue]、哲学、学术[XueShu]史、文献学、儒学、道学、博物学、教育学,还有钱基博的思想、情操,都可以写成专门的论文。特别值得研究[YanJiu]的是钱基博对国学[GuoXue]的贡献,及其在国学[GuoXue]中的地位。应当把钱基博放在众多的国学[GuoXue]大师中进行比较研究[YanJiu],如与王国维、俞樾、章太炎、黄侃、张舜徽这些国学[GuoXue]大师比较,特别是可以研究[YanJiu]无锡“三钱”之间的关系,三钱分别是钱基博、钱穆、钱锺书。钱穆在写《国学[GuoXue]概论》时,边写边寄给钱基博过目,得到钱基博的赞许。1930年,钱基博为钱穆的《国学[GuoXue]概论》作《序》。可见,钱基博是钱穆的良师益友。钱锺书是钱基博的儿子,虽然在学问的影响方面超过了其父,但其成就离不开钱基博的影响,钱氏父子的学问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开展研究[YanJiu]。还有,钱基博在无锡的情况,刘桂秋作了初步的研究[YanJiu],而钱基博在蓝田、武汉的情况还没有人研究[YanJiu],这些都有待学者们努力。
我们相信,在今后的若干年中,对钱基博的研究[YanJiu]一定会逐渐升温,钱基博的学术[XueShu]成就将不断被重新认识。
《儒藏论坛》第四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