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KeJu]制的起源是每一本中国古代史或中国通史、教育史、政治制度史、法制史、文化史著作都要涉及的问题，也是科举[KeJu]学中最引人注目的焦点问题之一。多年来，海内外学术界对这一重要问题聚讼纷纭，涉及科举[KeJu]制起始时间的论著层出不穷。由于对“科举[KeJu]”一词的理解不同，导致观点相当歧异。笔者在《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发表了《科举[KeJu]制的起源与进士[JinShi]科的起始》一文后，科举[KeJu]始于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的观点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但也有一些学者继续提出不同看法。本文将在解释“科举[KeJu]”一词的含义的基础上，辨析贡举制的性质，进一步论证为何应以进士[JinShi]科创立为科举[KeJu]制起源的标志，以及进士[JinShi]科始于隋炀帝大业元年的观点。

　　一、“科举[KeJu]”释义

　　长期延续、影响重大、复杂精细是科举[KeJu]制的几个特点，经过不断演进，科举[KeJu]制的内涵出现变迁，加上有关进士[JinShi]科起始的史料不完整且互有出入，因而今人在探讨科举[KeJu]起源问题时往往标新立异，歧义迭出。众多研究科举[KeJu]制起源的论著各抒己见，步步深入，使此问题具有相当的深度和难度，一些争论往往令人扑朔迷离，因此若非细心分析，很难看出其中的门道。不过，只要仔细辨析，问题的核心还是会日益显现出来。

　　明了“科举[KeJu]”一词含义的演变对我们认识科举[KeJu]起源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科举[KeJu]”一词的内涵和外延都非常广大，是一个含义十分丰富复杂、具有动态变迁特征的词语，或者说是一个“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词语，在不同时代和不同情况下，其内涵可能有所不同。明清时期的“科举[KeJu]”与宋元时期的“科举[KeJu]”不一定相同，明清时期的“贡举”与唐宋时期的“贡举”往往也有很大的差异。如以发展变动时期或成熟完善时期的科举[KeJu]制度标准来看待发轫时期的科举[KeJu]，以宋代“一切以程文定去留”的标准来看唐代、以明清定型后的科举[KeJu]标准来看宋代，都可以说前代科举[KeJu]尚未完全具备科举[KeJu]制的特征。如果只注意某一特定时期的用法，只看某一种特定的解释，就可能会出现盲人摸象、各说各话的情况。但我们在众说纷纭之间，总得有一个多数人公认的标准，取得相对共识，否则永远无法厘清科举[KeJu]制的起源问题。

　　由于科举[KeJu]起源问题事关重大，研究者众多，因而众说纷纭，论战激烈，成为科举[KeJu]学中的一大热点和公案。同时，这也与科举[KeJu]制度非常复杂、科举[KeJu]的含义前后出现过变化有关。同样是“科举[KeJu]”一词，在不同的情况下可能有不同的含义。“科举[KeJu]”一词有广义狭义之分，还有泛指和特指之别。例如，明清时期“科举[KeJu]”一词除泛指科举[KeJu]制度之外，还有特指科考后拔取准备参加乡试的科举[KeJu]生员之意。现代人常引用那句“一名科举[KeJu]三分幸，两字功名误煞人”的诗来说明科举[KeJu]制的黑暗，但几乎没有人去深究“一名科举[KeJu]”的真正含义。实际上，一名“科举[KeJu]”，即指一名可以参加乡试的“科举[KeJu]生员”。因此明清两代还有“儒士科举[KeJu]”、“洞学科举[KeJu]”等用法。《日知录》卷十七《生员数额》说：“明初有以儒士而人科场者，谓之儒士科举[KeJu]。景泰间，陈循奏：‘臣原籍吉安府，自生员之外，儒士报科举[KeJu]者，往往一县至有二三百人。’”这里所说的“儒士科举[KeJu]”是指府州县学正式的官学生员(秀才)之外，那些没有生员身份的业儒之士直接报考科举[KeJu]者。

　　“洞学科举[KeJu]”则是特指分配给一些书院参加乡试的科举[KeJu]名额。明代天启二年(1622年)，主持白鹿洞教事的李应升曾上书要求增广白鹿洞书院的科举[KeJu]名额，他在《申议洞学科举[KeJu]详文》中说：“查吉安白鹭书院，科举[KeJu]四十二人，衡其实，恐不让才；循其名，何绝相远！……伏乞俯将鹿洞遗才，照白鹭书院事例，先期另考，额为十名。”结果是，“蒙本道魏批：‘允洞生科举[KeJu]八名，仍先遗才另考，定为永例。’”又如，清代在吉州府的强烈要求下，江西学政给予了白鹭洲书院一定的参加乡试的科举[KeJu]名额。在“江西督学道为准复鹭洲书院科举[KeJu]等事”中特别批示：“今据该府申详请增科举[KeJu]，具见怜才念切。本道今科试该属，除正案三等前大学十名、中学五名、小学三名俱照例准取科举[KeJu]人闱，此外再增大学八名、中学四名，小学二名以为鹭洲书院科举[KeJu]，永为定额，合檄行知。”这些所谓“儒士科举[KeJu]”、“洞学科举[KeJu]”、“书院科举[KeJu]”之称，无法以通常意义的科举[KeJu]制来解释，只能理解为特指科举[KeJu]生员。

　　当然，在多数情况下，“科举[KeJu]”一词还是泛指考试任官制度。“科举[KeJu]”二字，起初是有“分科举[KeJu]人”之意，也可解释为“设科举[KeJu]人”或“按科举[KeJu]人”、“以科举[KeJu]人”。广义的科举[KeJu]从汉代已开始，但名称却为察举或贡举，直到隋文帝时才出现分科举[KeJu]人的文字表述。“科举[KeJu]”一词由“科”和“举”两个早已出现的各有独立含义的字组成，将此二字连用，是在设科和举人数百年之后才实现的。隋唐两代的“科举[KeJu]”二字一般都是“(某)科举[KeJu]人”的用法，如“二科举[KeJu]人”、“四科举[KeJu]”、“八科举[KeJu]”、“制科举[KeJu]人”等。在隋唐至北宋中叶以前，“科”既可以指进士[JinShi]科，也可以指明经等科。但在王安石取消明经诸科只保留一门进士[JinShi]科后，此“科”字一般便专指进士[JinShi]科了，而且使用“科举[KeJu]”二字的情况明显增多起来。

　　考试取士始于西汉，科举[KeJu]制度则始于隋代。考试较宽泛，科举[KeJu]较具体。考试是科举[KeJu]制的核心和精髓，是科举[KeJu]制的本质特征，或者说科举[KeJu]制的实质就是考试。有关科举[KeJu]的各种各样的制度规定和读书备考、出身授官等都是围绕考试这个核心进行的。没有考试，科举[KeJu]的意义就不存在。至于说分设几科，考试的分量重到什么程度，是否有专司或专官等还不是最根本的问题，只是越到后来越取决于考试。1938年，美国汉学家德效蹇(Dubs)在《汉书》英译本第一卷中对汉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诏“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傅纳以言”一事加以注释评论，认为这是文官考试制度的起始。由于英语中科举[KeJu]制度多译为考试制度(cxarninationsystem)，当人们将西文中的“考试”反译回中文时，往往混淆了考试与科举[KeJu]的区别，结果以为许多西方学者持科举[KeJu]始于汉代说。而实际上汉代的考试取士只是能算广义的科举[KeJu]，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科举[KeJu]。

　　已经出现的关于科举[KeJu]的定义五花八门，有的定义过于冗长，有的定义没有将历代科举[KeJu]制的特点包容进去。笔者认为，给科举[KeJu]制下一个科学的定义，首先要反映出科举[KeJu]制的本质特征，其次应能涵盖从产生发展到演变衰亡各个时期的科举[KeJu]制，再次应简洁，最后不应与历史上已经广泛使用的“科举[KeJu]”概念发生冲突。因此，如果一定要给科举[KeJu]一词下一个定义，我认为最简明的解释为：所谓科举[KeJu]，就是“中国帝制时代设科考试、举士任官的制度”。这一定义仅限于科举[KeJu]制度的宗主国中国，若包含曾经模仿中国实行科举[KeJu]制的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则应表述为：“科举[KeJu]是中国及部分东亚国家帝制时代设科考试、举士任官的制度”。若考虑到也有部分人参加科举[KeJu]不以做官为目的，更抽象一些的定义，也可以表述为：“科举[KeJu]是古代中国及部分东亚国家通过考试来选拔人才的制度或方式。”

　　而且，科举[KeJu]还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科举[KeJu]指分科举[KeJu]人或设科取士，约略类同于贡举，起始于汉代；狭义的科举[KeJu]指进士[JinShi]科举[KeJu]，起始于隋代。考虑到约定俗成，我们今天还是使用狭义的即严格意义的科举[KeJu]概念为宜。

　　二、从贡举到科举[KeJu]

　　贡举与科举[KeJu]是两个互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要厘清科举[KeJu]制的起源，就必须辨析清楚两者的异同和演变。

　　从贡举到科举[KeJu]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以往日本学者曾我部静雄已论述过中国历史上“贡举”渐次为“科举[KeJu]”取代的过程，他认为至北宋末期，官方的诏书中始有以科举[KeJu]作为贡举之意，至南宋末期似已大部分使用科举[KeJu]之名称。因此，在宋代贡举渐次为科举[KeJu]所取代。也有个别中国学者谈到历史上从贡举制到科举[KeJu]制的演变。但是，还从来没有人仔细辨析过“贡举”与“科举[KeJu]”的异同和概念替换原因。

　　经过全面而细致的考察，可以发现，贡举约略类同于察举或广义的科举[KeJu]。早在汉隋之间，“贡举”一词已经常被使用。《后汉书》卷二六《韦彪传》云：“是时陈事者，多言郡国贡举率非功次。”彪上议曰：“二千石贤，则贡举皆得其人矣。”《后汉书》卷四四《胡广传》：“时尚书令左雄议改察举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试经学，文吏试章奏。广复与敞、虔上书驳之，曰：……贡举之制，莫或回革。”由此看来，“察举之制”也就等同于“贡举之制”。《三国志》卷五零《吴书·孙破虏吴夫人传》弟景传注云：“志林曰：按会稽贡举簿，建安十二年到十三年阙，无举者，云府君遭忧，此则吴后以十二年薨也。八年、九年皆有贡举，斯甚分明。”可见，当时已有专门记录贡举人选和具体情况的“贡举簿”。又如，《晋书》卷四六《李重传》：“弱冠，为本国中正，逊让不行。后为始平王文学，上疏陈九品曰：牧司必各举贤，贡士任之乡议……明贡举之法。”葛洪《抱朴子》外篇第一五卷《审举篇》中，说“天下贡举不精久矣”，认为东汉灵献之世，“台阁失选用于上，州郡轻贡举于下”。针对当时州郡轻贡举、秀孝不策试的状况，葛洪提出了“急贡举之法”的改革建议，“新年当试贡举者。”以上略举数例，便足见在隋唐以前早已存在“贡举”制度或“贡举之法”。

　　同属东亚科举[KeJu]文化圈的古代韩国，历史上也留下了大量关于科举[KeJu]的记载，有的史料还可补中国史料之不足。朝鲜史籍《增补文献备考》卷一八四《选举考》序云：“圣人先教而后举，选举特用人之法耳。自咨采而为宾兴，自宾兴而为辟召，自辟召而为贡举，自贡举而为科制，虽随世损益，渐不如古，其得人而共天职则一也。”从这段话的表述中，可见“科制”(即科举[KeJu]制)是从“贡举”发展演变而来的，两者属于选举制度的不同发展阶段。林仁默《武科总要》序说：“贡举之法，三代未尝有之，而汉武帝建元元年诏举贤良之士，亲策问董仲舒而始焉。唐宋科举[KeJu]之法盖仿于此矣。”这里笼统地将汉隋之间选举取士办法称之为“贡举之法”，并将贡举之法与唐宋以后的“科举[KeJu]之法”区分对应。

　　通常情况下，贡举是指地方向中央荐举的常科，不包括制举。唐宋时期的“贡举”概念一般也不包括制科。《唐律疏议》卷九《职制》“贡举非其人”条疏议说：“依令：诸州岁别贡人。若别敕令举及国子诸馆年常送省者，为举人。皆取方正清循，名行相副。”“贡”与“举”是两条报考途径，贡人与举人合称贡举。“每岁仲冬，州、县、馆、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而举选不由馆校者，谓之乡贡。”《增补文献备考》卷一八四《选举考·科制》条末史臣“补”订曰：“丽制贡制有三等：王城曰土贡，郡邑曰乡贡，他国人曰宾贡。”所谓“贡”，往往含有地方向中央贡献的意思，从方向上看具有由下往上推举的过程，因此通常与“乡举里选”相关。

　　“贡举”是先于“科举[KeJu]”出现的一个概念或一种制度。贡举制始于汉代，科举[KeJu]制始于隋代。科举[KeJu]在隋唐和北宋时期一般称之为“贡举”，而贡举制并不始于隋唐时期，却始于汉代。我们可以说科举[KeJu]制始于隋代，但不能对汉魏直至南北朝时期大量的贡举史实和“贡举之法”的记载视而不见，说贡举制始于隋代。由汉至北宋1000余年是贡举时代，而自隋迄清1300年是科举[KeJu]时代。明清时的科举[KeJu]往往与唐宋时期的贡举已不大一样，这里存在着一个概念替换的问题。贡举时代和科举[KeJu]时代在隋代至宋代600余年间出现重叠交叉，这是因为明清以后人们将“科举[KeJu]”的概念回溯到隋代。

　　“科举[KeJu]”是北宋中叶以后特别是南宋以后才普遍使用的词汇。“科举[KeJu]”一词逐渐代替“贡举”一词的过程，就是狭义科举[KeJu]逐渐代替广义科举[KeJu]的过程。而之所以会将“科举[KeJu]”上推到隋代，就是因为隋炀帝时建立了进士[JinShi]科。隋唐人士一般都不认为贡举是当时的创举，因为过去贡举本来早就存在。唐宋时人多认为贡举始于汉代，如刘肃《大唐新语》卷一○《厘革》云：“汉高祖十一年，始下求贤之诏，武帝元光元年，始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贡举之法，起于此矣。”刘肃说“贡举之法”起于汉高祖，并不等于说后来人们所理解的“科举[KeJu]之法”始于汉代。唐代贡举与从前所不同的，主要是进士[JinShi]科的异军突起，所以有不少人谈到进士[JinShi]科的创立问题。

　　三、科举[KeJu]制起始的主要标志

　　荷兰历史学家盖尔有句名言：“历史是一场永无休止的辩论。”在清末以前，科举[KeJu]制的起始时间本来不成问题，或至少说是一个较为简单的问题，通常的说法即从隋炀帝建立进士[JinShi]科算起。现代学者力图分析科举[KeJu]制的特征和内涵，独辟异说，于是提出“分科举[KeJu]人、考试进用”说、“一切以程文定去留”说、“投牒自举”说等，部分学者进而对科举[KeJu]起始于隋炀帝的传统说法提出质疑，结果各种观点越来越多、问题越来越复杂。这大概也符合历史研究的演进规律。只是学术研究既要踵事增华，也要删繁就简，经过各种观点的切磋激荡、层累叠加之后，最终还是要正本清源、返璞归真。

　　进士[JinShi]科的创立是探讨科举[KeJu]起源问题时无法回避的关键因素，主张科举[KeJu]制不始于隋的观点，其立论基础之一是否定以进士[JinShi]科作为科举[KeJu]制的主要标志。但通过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我认为，现在仍然可以明确科举[KeJu]制起源的主要标志就是进士[JinShi]科。在各种科举[KeJu]起源说中，除了始汉说和南北朝说以外，其他近十种说法都不得不采用进士[JinShi]科作为科举[KeJu]制起源的标志。为什么要以进士[JinShi]科的起始作为科举[KeJu]制起源的标志？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首先是要反问：不如此的话，要以什么作标志？以其他如以“分科举[KeJu]人、考试进用”或“一切以程文定去留”、“投牒自举”作为标志，能否确定科举[KeJu]制始于何年？否定进士[JinShi]科为科举[KeJu]制起源的标志，是否与古代“科举[KeJu]”二字的原意相左？

　　至今无人否认也没有人能够否认制举是科举[KeJu]考试的一种重要形式，如果以创立制举作为科举[KeJu]制的起始，就没有理由不说科举[KeJu]制始于西汉，因此韩国李朝大儒丁茶山认为：“科举[KeJu]之法，兆于左雄，目关于鸿都，试于隋炀，成于唐初。”如果将“贡举”等同于“科举[KeJu]”，就必须承认科举[KeJu]制在汉隋之间早已存在。元代以后广泛使用“科举[KeJu]”的概念来指称隋唐以后的考试取士制度，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后来发展壮大、取代合并了所有其他科目的进士[JinShi]科始于隋炀帝。否认以设进士[JinShi]科为科举[KeJu]制起始的主要标志，基本上就等于否认科举[KeJu]制始隋说而主张始汉说。一反明清以来成千上万的人士和书籍早已约定俗成的说法，将造成“科举[KeJu]”概念的混乱。

　　唐宋时期“科举[KeJu]”二字单独使用的时候，一般情况下便是专指进士[JinShi]科举[KeJu]。唐人李肇《唐国史补》卷下《叙进士[JinShi]科举[KeJu]》还用“进士[JinShi]科举[KeJu]”一词来概括关于进士[JinShi]科举[KeJu]的专门记述。《唐国史补》卷下《曲号义阳子》也载：“贞元十二年，驸马王士平与义阳公主反目，蔡南史、独孤申叔播为乐曲，号《义阳子》，有团雪散云之歌。德宗闻之，怒，欲废科举[KeJu]，后但流斥南史、申叔而止。”蔡南史、独孤申叔为进士[JinShi]，唐德宗因此事认为进士[JinShi]中存在某些浮华轻薄之风，因此“欲废科举[KeJu]”，这里的“科举[KeJu]”便专指进士[JinShi]科举[KeJu]。又《旧唐书》卷一七一《李渤传》载：李渤“坚苦不仕，励志于文学，不从科举[KeJu]，隐于嵩山，以读书业文为事。”与隋唐时其他“二科举[KeJu]人”、“制科举[KeJu]人”、“应四科举[KeJu]”、“应嘉遁科举[KeJu]”等用法不同，这两条史料是历史上所见单独使用“科举[KeJu]”二字的最早记载，都是特指进士[JinShi]科。

　　王安石罢止明经诸科只保留进士[JinShi]一科后，实际上是将明经等诸科合并到进士[JinShi]科中去。改革后的科目虽名为进士[JinShi]，但以经义为重，究其实，则类似于以前的明经科。唐宋科场中长期存在以经术或以文学为主要考试内容的激烈争论，王安石的改革也只是经术派的暂时胜利，后来两派矛盾妥协的结果，是在进士[JinShi]一科中又再分出“经义进士[JinShi]”、“诗赋进士[JinShi]”两途，乃至于后来还有“策论进士[JinShi]”。然而，不论用什么科目名称，这些都属于进士[JinShi]科举[KeJu]，所以后来人们所指的科举[KeJu]便是进士[JinShi]科举[KeJu]。习惯成自然，当人们追溯科举[KeJu]制的起源时，便自然而然地将隋炀帝设进士[JinShi]科作为科举[KeJu]制的起始标志。，

　　韩国史籍《增补文献备考》卷一八七《选举考》四《科制》四载：李朝宣祖十七年(1584年)，赵宪疏曰：“我朝贤良、明经等科，才设而旋废，用人之路，只倚科举[KeJu]一事。”这是一条十分珍贵的史料，它清楚地表明，“科举[KeJu]”是不包含贤良和明经等科目的，那么就是特指进士[JinShi]科了。

　　“科目”与“科举[KeJu]”两个概念基本相同，但又略有差异。宋以后科目通常指科举[KeJu]制度，但也可以指汉代的分科目察举人才，科举[KeJu]则专指隋唐以后科举[KeJu]取士。例如，章如愚《山堂考索》续集卷三八《选举》说：“科目肇于汉，兴于隋，著于唐而备于宋。”而在《山堂考索》别集卷一九《士门·科举[KeJu]》中则说：“科举[KeJu]始于隋唐，隋炀帝始置科举[KeJu]之法。”可见，在章如愚的眼里，科目(分科举[KeJu]人之目)始于汉代，但科举[KeJu]制是始于隋代，具体来说便是隋炀帝开始设置的“科举[KeJu]之法”，这里的所谓“科举[KeJu]之法”当然就是指进士[JinShi]科的举送考试办法。元代陆文圭在《墙东类稿》卷四《选举策》中也说：“科目之弊，极矣。天朝神武，混一区宇，科场条贯，废格不用，一扫场屋向时之弊，士始知有务内之学。……以千余年科目之积弊，而骤革于今日。”从元代往上算千余年，当是汉代，其意思则为汉代便有科目了。《续文献通考》卷四八《选举考，荐举》元代部分载：“许纳曰：科举[KeJu]之法，实始于隋唐，后世因之。而科举[KeJu]益盛，然科举[KeJu]与辟举之法并行，故唐之人才为盛。”其意思与章如愚所言如出一辙。唐宋时人说贡举始于汉、进士[JinShi]科始于隋炀帝两者并不矛盾。王安石《王文公集》卷三二《取材》曾说：“以今准古，今之进士[JinShi]，古之文吏也；今之经学，古之儒生也。”

　　《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选举典”卷六五《科举[KeJu]部汇考》注云：“按科举[KeJu]自隋始，历代以来沿革不同……其汉魏六朝贤良、孝、秀则另人乡举里选、荐举或征辟、对策等部。”并以《通鉴纲目》的记载“炀帝大业二年始建进士[JinShi]科”作为首条，即以此条记载作为《科举[KeJu]部》的起始。可见在清代，科举[KeJu]的概念已清楚地将进士[JinShi]科举[KeJu]与其他科目的贡举区分开来。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科举[KeJu]的概念实际上就是清代以来科举[KeJu]的概念。之所以会将隋唐宋初时期明确称为“贡举制”的科目取士也称为科举[KeJu]，那是用清代以后的眼光或观点去反观唐宋时期，而其中关键的一点就在于隋炀帝建立进士[JinShi]科。否则为什么明清以来人们不将汉隋之间贡举也称为科举[KeJu]？

　　贡举是介于察举和科举[KeJu]之间的一个概念。察举不一定有考试，贡举通常有考试，科举[KeJu]则主要依靠考试。隋代以前的贡举考试多为合格考试，科举[KeJu]则通常为竞争考试。王应麟《玉海》卷一一五《选举，科举[KeJu]》二《隋进士[JinShi]科》也说：“炀帝置进士[JinShi]科(孝廉、秀才，犹有乡举里选、诸侯贡士之遗法。至隋炀帝始变之。炀帝置进士[JinShi]科，犹试策而已，唐刘思立加试杂文)。”王应麟将进士[JinShi]科与过去的孝廉、秀才科贡举区别开来，主要根据是隋炀帝设置进士[JinShi]科举[KeJu]时有所变革，已开始逐渐摆脱乡举里选的办法，也就是更多地依靠考试。朝鲜史籍安鼎福《杂同散异。正百官》论“选举科举[KeJu]诸法”时也说：“隋置进士[JinShi]科。臣按：后世进士[JinShi]科始此，专以文词试士也。……至是士皆投牒自进，州里无复察举之制。”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宋以后人们说的科举[KeJu]就是指进士[JinShi]科举[KeJu]。有的学者认为不能用宋朝王安石变法后进士[JinShi]科逐渐取代其他科目，成为后世唯一的科目作为标准。但问题是宋以后绝大多数人所说的科举[KeJu]恰恰就是进士[JinShi]科举[KeJu]。若以“一切以程文定去留”为标准，那么隋以前的明经科已经按考试成绩定去留，就已经可以算是科举[KeJu]，因为明经科由其自身考试的内容和方法所决定，是一种较为客观和刻板的考试，基本上依据考试成绩来录取而很少人为因素的介入。而唐代进士[JinShi]科不完全以考场成绩定去留，反而不是科举[KeJu]了。因此，不论是用“一切以程文定去留”还是用“以文取士”(不限于试卷成绩，还兼采文学誉望)，两者都无法涵盖从隋唐至明清科举[KeJu]的所有情况。科举[KeJu]制的诸多特征是经历漫长的过程才逐渐形成的，但要定下一个起始年代，必有标志性的创制，而真正具有标志性意义且与历史上“科举[KeJu]”一词相符合的，只有隋炀帝创立进士[JinShi]科这一历史事件。

　　四、进士[JinShi]科始于隋炀帝大业元年

　　关于科举[KeJu]制的起源或起始时间，学术界异说纷呈，达十余种之多。因为对科举[KeJu]制含义的理解不同，我们很难说哪一种说法绝对错误。但与此相关的进士[JinShi]科的具体设立时间，应该说符合历史事实的只可能有一种，其他各种说法必定有误。

　　弄清楚进士[JinShi]科或科举[KeJu]制创设于哪一朝皇帝哪一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是学术研究向前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另外，科举[KeJu]始于开皇七年(607年)说实际上根据不足，但流传多年之后，影响广泛，甚至连国际上权威百科全书都采用了这一说法，可以说已经到非辨析清楚不可的时候了。

　　开皇七年说的始作俑者是日本著名东洋史学家宫崎市定。其实，宫崎市定对科举[KeJu]起源和房玄龄的科名出身问题并未作深入细致的考辨，没有举出任何那怕是间接的史料来证明进士[JinShi]科始于开皇七年。他只是将邓嗣禹首先发现的房玄龄科名与年龄存在矛盾的史料，用来解释开皇七年始建进士[JinShi]科说而已。但这一史料至多只能推论进士[JinShi]科可能出现在开皇十五年(595年)或十六年(596年)，而无法证明是开皇七年。尽管后来也有不少学者论述房玄龄是开皇年间的进士[JinShi]，但也有不少人认为将房玄龄定为开皇年间进士[JinShi]出身是有问题的。台湾学者张宝三认为，两《唐书》所云“举进士[JinShi]”，“进士[JinShi]”是否为隋文帝开皇时实有之科目名称，尚难确定。两《唐书》一修于五代，一修于北宋，述事而以后代制度例之，亦非无可能。杜牧所说房玄龄为进士[JinShi]亦难遽信；《梁彦光传》所云参加“宾贡之礼”者不可能是进士[JinShi]，而是孝廉或明经。由此推测《房玄龄碑》中的“俯从宾贡”，也是举为孝廉或明经。对于开皇七年说的内在矛盾，笔者《科举[KeJu]制的起源与进士[JinShi]科的起始》一文辨之已详，于此不再细论。

　　《北史》卷二六《杜铨传》附《杜正藏传》载：正藏“大业中，与刘炫同以学业该通应诏。被举时，正藏弟正仪贡充进士[JinShi]，正伦为秀才。兄弟三人，同时应命，当世嗟美之。”这条史料是同时载明进士[JinShi]科与秀才科，表明并非以“进士[JinShi]”来指代“秀才”，非常有力地证明隋炀帝大业年间进士[JinShi]科的存在。

　　在辨析隋唐之际进士[JinShi]、俊士、秀才等科目产生与存废问题时，由于史料不多，在历史记载不够全面细致的情况下，我们往往需注意“消极性质的史料”，以常识、常情、常理去考察、分析和推断。梁启超认为历史研究中有时应该留意“消极性质的史料”，他指出：“某时代有某种现象，谓之积极的史料；某时代无某种现象，谓之消极的史料。”“此等史料，其重要之程度殊不让积极史料。……此等史料正以无史迹为史迹，恰如度曲者于无声处寄音节，如作书画者于不著笔墨处传神。但以其须向无处传之，故能注意者鲜矣。”从发掘“消极性质的史料”的角度思考，令人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古代所有学者都说是隋炀帝始建进士[JinShi]科，却没有人说进士[JinShi]科是隋文帝所创立？特别是去隋不远的唐五代，薛登、杨绾、杜佑、刘肃等那么多精通贡举历史的人士一再明确说“炀帝始建进士[JinShi]科”，却从来没有任何人提出不同说法？历史上没有关于隋文帝与进士[JinShi]科有关系的任何记载，在古代特别是唐代没有任何人否认隋炀帝创建进士[JinShi]科，此等重要的“消极史料”，昭示出这一历史事实：进士[JinShi]科是隋炀帝创立于隋炀帝时而不是隋文帝时。正因为如此，对中国科举[KeJu]研究甚深的邓嗣禹虽然首先发现了房玄龄的科名与年龄的矛盾问题，却没有说是隋文帝首建进士[JinShi]科，而是怀疑房玄龄“年十八举进士[JinShi]”等历史记载恐有伪脱。读书要读空白处，从字里行间往往可能看出文字背后的历史真相。

　　明确进士[JinShi]科为隋炀帝所创置，接下来必然要进一步探究具体为隋炀帝何年。近年来，一些研究隋唐科举[KeJu]制的专家已越来越将焦点集中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最早提出大业元年说的学者是陈直，1963年，他根据1902年洛阳出土《隋北地太守陈思道墓志》所记“公弱冠及进士[JinShi]第……以大业二年卒”，认为进士[JinShi]科始于大业元年。只是陈直未能落实大业元年的具体月份。1996年，笔者在《科举[KeJu]考试的教育视角》一书中，初步提出进士[JinShi]科应始于大业元年闰七月(与复国子学同时)的论点。2000年，我在《科举[KeJu]制的起源与进士[JinShi]科的起始》一文中又进一步详尽论证了该观点。高明士较早时赞成开皇七年说，认为“宫崎市定的这些看法，堪称卓见，尤其指出科举[KeJu]起源于开皇七年，而且断定当时的科目有三科，实是莫大的贡献。”不过，他也不认为隋文帝时已设进士[JinShi]科，但有其前身的“宾贡科”，连同秀才、明经共三科，并认为两《唐书》为玄龄做传时，采用当代用法，但将碑志的“俯从宾贡”改为“举进士[JinShi]”。开皇七年所建立的是“宾贡科”，此“宾贡科”到大业三年改为进士[JinShi]科与俊士科。1999年，高明士在《隋唐贡举制度》一书中补充了自己的观点，认为隋炀帝“又变前法”设置进士[JinShi]科与俊士科的时间可能在大业元年，而定于大业三年的令，并说“炀帝‘变前法’(此处之法，指贡举科目制度)，也可与‘复开庠序’措施同视为文教措施之一”。并参考陈直关于进士[JinShi]科起始时间的考证，认为“进士[JinShi]科之建制，自以大业元年为是”。

　　考察隋炀帝建立进士[JinShi]科的具体时间，当联系其恢复国子监的举措。隋代和唐初，科目的设置与中央官学存在着对应的关系，国子监六学便与六个贡举常科相对应。唐初乡贡进士[JinShi]绝少，进士[JinShi]多数来自官学毕业生。尤其是俊士，更是与学校密不可分。《唐摭言》卷一《述进士[JinShi]上篇》言“若列之于科目，则俊、秀盛于汉、魏”，其中“俊”即俊士，指汉代太学中的博士弟子。本来“进士[JinShi]”和“俊士”这些科第名目最初就是与学校教育相关联的。《礼记·王制》说：“命乡论秀才，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日进士[JinShi]。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JinShi]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这是有关科举[KeJu]制度渊源的非常重要的一段记载，不管它是先秦的记载或是汉代的追记，至少这是最早出现“俊士”、“进士[JinShi]”名目的中国载籍，而隋代设立进士[JinShi]科的古本依据便是《礼记。王制》的这段记载。这一国学造士和论升进士[JinShi]的过程，实际上是当时高等学校培养学生和选拔毕业生的过程，它与乡论秀士、司徒推选俊士的阶段一起，构成了一整套培养和选拔人才的制度。隋炀帝创立选拔俊士考升进士[JinShi]的做法既以《礼记·王制》为蓝本，则与恢复国子学在同时进行是很自然的事。

　　另外，韩国科举[KeJu]史上有“司马”的科名，这是模仿唐代的制度而来。韩国史籍赵在三《松南杂识》“科举[KeJu]类，进士[JinShi]”载：“芝峰曰：今以生员进士[JinShi]为司马，出于《王制》，又取唐学舍生员名。”但中国现存史籍似乎未载唐代称国子监生员为“司马”，这要么是韩国科举[KeJu]的创制，要么是唐代史籍缺载。唐承隋制，韩国科举[KeJu]史上采用唐代中央官学生员的名称“司马”，这也从旁说明隋唐科举[KeJu]制度与学校教育的密切关系。因此，根据大业元年闰七月关于恢复国子等学的诏书记载，从而间接推断进士[JinShi]科亦应与此同时设立，是有相当的道理的。

　　将进士[JinShi]科具体创立时间逐渐缩小到大业元年，是在排除各种其他可能性之后得出的结果。据《隋书，炀帝纪》载，下诏选举人才的记录共有大业元年正月、大业元年闰七月、大业三年四月、大业五年六月、大业十年五月等五次，采用排除法，可以判断炀帝始建进士[JinShi]科是在大业元年闰七月。如果说进士[JinShi]科不是出现在大业元年，那么谁能指出是在哪一年？实际上其他各种说法根据明显不足，都不如大业元年说来得充分和有道理。穷原竟委，大业元年说已经是最接近历史真相的研究结论。因此，我们可以明确地说：科举[KeJu]制起始于隋炀帝大业元年，到清光绪三十一年废科举[KeJu]兴学堂，在中国历史上整整存在了1300年之久。

本文摘自《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