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文汇报》(2010.10.21第5版)

    要求重视对儒学的研究,重视对诸子学的研究,重视对中国[ZhongGuo]古代学术与传统文化的研究,我觉得都很有必要,但一定要给它们戴上“国学[GuoXue]”这一桂冠,并将之列为一级学科[XueKe],我却觉得实在没有必要,强行这么做,反映了一个严谨学者所应具备的实事求是科学态度的缺失。

    近些年来,“国学[GuoXue]”成了一个特别流行的词汇。大学开办“国学[GuoXue]院”,报纸开设“国学[GuoXue]专刊”,电视台举办“国学[GuoXue]讲座”,还有专门为企业家及官员办的各种“国学[GuoXue]讲习班”。最近,又纷纷扰扰要在现代学科[XueKe]分类中将“国学[GuoXue]”提升为“一级学科[XueKe]”。但热心于“国学[GuoXue]”的衮衮诸公,对于“国学[GuoXue]”这一概念的非科学性,不知为何完全置若罔闻。

学科[XueKe]分类应具有普适性

    现代学科[XueKe]分类,最起码应具有普适性。“国学[GuoXue]”在中国[ZhongGuo]被列为一级学科[XueKe],按照普适性原则,世界各国也都应该有这一学科[XueKe]。但我实在孤陋寡闻,不知何谓美国“国学[GuoXue]”、英国“国学[GuoXue]”、法国“国学[GuoXue]”、俄国“国学[GuoXue]”。日本倒是有过所谓“国学[GuoXue]”,“国学[GuoXue]”这一词汇其实亦发源于日本。日本江户时代的一批学者,因反对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儒教和佛教,倡导依据《古事记》、《万叶集》、《源氏物语集》等一批日本古典文献,探究日本古代历史、制度、文化,阐明日本“固有精神”,复归“古道”;他们认为,日本的“古道”或“神皇之道”,方才是日本上代生活的根本精神,这种精神和儒教、佛教完全不相容。他们所命名的“国学[GuoXue]”,又称作“古学”、“倭学”、“和学”、“皇国学[GuoXue]”、“御国学[GuoXue]”,在其演进中,表现出极为强烈的国家主义、天皇主义乃至军国主义倾向。正因为如此,二次大战后,这一名词在日本已很少使用,更没有听说被列为一级学科[XueKe]。在现代学科[XueKe]分类中,之所以没有“国学[GuoXue]”这一学科[XueKe],并不是世界各国不重视本国所固有的学术与文化,而是因为“国学[GuoXue]”这一概念实在无法确定它在现代学科[XueKe]分类中所必须具备的独特的科学内涵。

    现今中国[ZhongGuo]“国学[GuoXue]”的倡导者们,提倡读儒家经书,提倡读先秦诸子,在现代学科[XueKe]分类中,这本属于历史学中专门史内中国学[GuoXue]术史、中国[ZhongGuo]思想史、中国[ZhongGuo]经学史的一部分,亦是哲学与文学中中国[ZhongGuo]古代哲学史、中国[ZhongGuo]古代文学史、中国[ZhongGuo]古代文献学的一部分,学科[XueKe]本有所属,并非“孤鬼游魂”。要求重视对儒学的研究,重视对诸子学的研究,重视对中国[ZhongGuo]古代学术与传统文化的研究,我觉得都很有必要;成立专门的儒学研究院、诸子研究院,乃至《易经》研究院、老庄研究院等等,我觉得也都值得支持。但一定要给它们戴上“国学[GuoXue]”这一桂冠,并将之列为一级学科[XueKe],我却觉得实在没有必要,强行这么做,反映了一个严谨学者所应具备的实事求是科学态度的缺失。

“国学[GuoXue]”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根本无法确定

    我认为,对于“国学[GuoXue]”这一概念的非科学性再也不能熟视无睹了。

    “国学[GuoXue]”这一概念的非科学性,首先表现在它的内涵与外延都根本无法确定。其一,“国学[GuoXue]”如果是指中国学[GuoXue]术,那么,它就应当包含中国[ZhongGuo]56个民族从古至今全部学术,因为无论如何总不能将汉族以外的蒙、满、维、藏等55个民族的语言、文字、学术、文化摒除在中国学[GuoXue]术与文化之外,将近现代中国学[GuoXue]术的转型与新发展摒除于中国学[GuoXue]术与文化之外。其二,“国学[GuoXue]”如果是指中国[ZhongGuo]所固有的学术,那么,第一,何谓中国[ZhongGuo]是今日之中国[ZhongGuo],还是先秦之中国[ZhongGuo],或汉、唐之中国[ZhongGuo],或宋之中国[ZhongGuo],或元之中国[ZhongGuo],或明、清之中国[ZhongGuo]第二,何谓“固有”凡借鉴、吸收与融合了外来学术、文化的,是否都不算中国[ZhongGuo]固有学术代表儒学发展一个新阶段的宋明理学,大量吸收了佛学思想资源,代表儒学发展又一新阶段的现代新儒学,大量吸取了近现代西方哲学思想资源,它们显然都非中国[ZhongGuo]所固有;当年清华国学[GuoXue]院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他们的学术无不吸收和借鉴过国外学术资源;按照“固有”之论,所有这些,都应摒除于中国学[GuoXue]术之外。其三,“国学[GuoXue]”如果仅指中国[ZhongGuo]“古学”,那么,不能不问,这个“古”,下限究竟是战国时代,是三国魏晋时代,是宋、元时代,还是明、清之际,或鸦片战争之前要说比较原生态的,那只有五经、先秦诸子及包含新近出土的简牍在内的先秦其他一些著作。中国学[GuoXue]术如果最后只能以这十几部著作为代表,这样主张者,究竟该算是中国[ZhongGuo]文化的保守主义,还是中国[ZhongGuo]文化的虚无主义呢“国学[GuoXue]”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如此之无法确定,充分说明它并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连其内涵与外延都无法厘定,却偏偏要定为一个“一级学科[XueKe]”,那除了造成学科[XueKe]结构的混乱之外,不可能给学科[XueKe]发展带来任何有益的后果。

学术文化不应陷入自我封闭

    “国学[GuoXue]”这一概念的非科学性,还在于这一概念从它在日本产生开始,就有着极其强烈的文化排外倾向。它实际上在文化学术领域奉行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一极其狭隘的民族主义原则,拒绝或至少严重阻遏着借鉴、吸收和融合各种先进的外来文化,使本国的学术文化陷入自我封闭的锁国状态。在今天,我们不仅需要积极继承和发扬自己传统学术文化的精华,而且需要勇敢地主动地吸取全人类精神生产的一切优秀成果,进而有自己的创新。躺在外国人身上不行,躺在老祖宗身上也不行,我们只有立足中国[ZhongGuo]现实,放眼世界,放眼未来,充分利用古今中外学术文化的各种资源,扎扎实实地作艰苦的研究,做出和我们时代需要相匹配的具有原创性的学术文化成果,才能给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有力的学术文化支撑,注入源源不绝的精神动力。

    但愿大家不再漠视这一问题。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