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JiangJieShi]的矛盾政策逼使张杨发动兵谏

　　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建立导致了大革命的兴起，大革命的洪流摧毁了北洋政府的统治。当北伐军占领长江中下游后，蒋介石[JiangJieShi]为独吞胜利果实，实行清共，血腥镇压共产党，而后在南京建立了中央政权。他是靠反共、反苏，投靠帝国主义才夺得政权的，所以他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此政策的指导下，中国内战不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步步得逞，从东北南进到华北，进而威胁到长江流域——蒋介石[JiangJieShi]所代表的江浙财团的命脉之所在。

　　严酷的现实迫使蒋介石[JiangJieShi]不得不重新审查自己的外交政策。他看到中日迟早必战，而英美不会马上支持中国抗日[KangRi]，于是将目光移到北方——社会主义的苏联，开始改善由他破坏的中苏关系。第一步于1932年12月恢复了中苏邦交；第二步于1935年春派他的侍从副官邓文仪担任驻苏武官；第三步于1935年秋开始在南京先派孔祥熙，后派陈立夫同苏联大使秘密谈判。

　　蒋介石[JiangJieShi]是为了准备抗日[KangRi]而秘密进行这些步骤。苏联政府很重视蒋介石[JiangJieShi]对中共的政策，认为蒋将主力用于进攻红军，怎么武装抵抗日[KangRi]本？蒋要求苏联作为他和中共之间的中间人。苏方认为不需要中间人，蒋完全可以与中共谈判。社会主义的苏联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不介入别国的内政。蒋不得已开始寻找共产党，委托陈立夫负责此事。

　　中国共产党从一成立就以反对帝国主义为己任，从“九一八”起就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即使在长征途中仍注意收集并研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的动态。刚到陕北瓦窑堡就发表了《抗日[KangRi]救国宣言》，随后召开政治局会议确立建立抗日[KangRi]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当1936年2月27日共产党员张子华和董继吾将南京要求谈判的消息带到瓦窑堡后，中共中央于3月在东征前线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了南京方面的要求，认为反革命的界限在于降日与抗日[KangRi]，可以争取蒋介石[JiangJieShi]抗日[KangRi]。会后，张子华以“南京来陕北客人”的身份数次往来于南京、广州和陕北之间，沟通两党之间的联系，传递两党谈判的条件。随着国共之间接触日渐深入，8月，中共中央致书国民党，明确提出联蒋抗日[KangRi]，并决定周恩来[ZhouEnLai]外出谈判。只是由于蒋介石[JiangJieShi]大举进攻陕北苏区，才未能成行。

　　与此同时，共产党积极同东北军、十七路军联络、谈判。中共中央派周恩来[ZhouEnLai]于4月9日和张学良会谈。这次会谈对双方都很重要，增进了了解。周恩来[ZhouEnLai]阐述了中共抗日[KangRi]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及对法西斯的批判，坚定张学良走联共抗日[KangRi]的道路；张的“抗日[KangRi]不反共、联共不反蒋”的主张使中共中央更有信心逼蒋抗日[KangRi]。

　　南京与陕北之间的往来，西安[XiAn]是必经之路。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对此了如指掌，他说：“既然中央可以和共产党联络，我们也可以。”更加放手大胆地联共抗日[KangRi]。

　　蒋介石[JiangJieShi]对共产党的方针是：“中共武装必先解除，而后对他的党的问题才可以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式解决。”所以他将与中共的联络置于极端秘密的状态，连身边的陈布雷都不曾与闻。同时，加紧进攻红军。他对东北军、十七路军的联共活动已有察觉，怀恨在心。为此于10月、12月两次亲到西安[XiAn]督战，决定先解决张杨。而后歼灭红军。

　　抗日[KangRi]必联共，反共必降日，这是两个水火不相容的政策。而蒋介石[JiangJieShi]要实行又抗日[KangRi]又反共的矛盾政策必然加深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引起广大爱国志士仁人的反抗。周恩来[ZhouEnLai]早在事变之前3个月致书蒋介石[JiangJieShi]时就预见到：“先生如尚徘徊歧路，依违于抗日[KangRi]亲日两个矛盾政策之间，则日寇益进，先生之声望益损，攘臂而起者，大有人在。局部抗战，必将影响全国。先生纵以重兵临之，亦难止其不为抗战怒潮所卷入，而先生又将何以自处耶？”

　　西安[XiAn]事变的爆发共产党没有参与其事，是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独自发动的，完全是蒋介石[JiangJieShi]坚持反共倒行逆施逼成的。张杨两将军出于民族大义，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扣押了蒋介石[JiangJieShi]，逼他联共抗日[KangRi]，代天下之人行公道，成为世人永颂的民族英雄。

　　西安[XiAn]事变挽救国家民族一大危机

　　西安[XiAn]事变是中国历史由内战转向和平的转折点，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首先，张杨两将军发动事变是为了逼蒋抗日[KangRi]。张学良第一次见到周恩来[ZhouEnLai]时就建议：“根据我两年来的观察，蒋可能抗日[KangRi]，他错在先安内后攘外，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面劝，内外夹攻，定能扭转过来。”当张杨起事时明确表示：“捉了(蒋)之后，只要他答应抗战，我们还拥护他作领袖。”但是东北军、十七路军内部对如何处置蒋介石[JiangJieShi]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统一内部思想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中共中央坚持和平解决。中共中央得知西安[XiAn]事变的消息后，感到又突然又欣喜，接连召开会议研究。在13日的会议上，毛泽东首先发言，他肯定西安[XiAn]事变是革命的，没有任何帝国主义的背景，打破了以前完全被蒋控制的局面，对于争取蒋的内部和资产阶级是有利的。因为他认为前途有三种：日本积极向革命进攻；蒋的部下转到西安[XiAn]方面来；日本操之过急，使中国革命起来。他很慎重，提出暂不发表宣言。经过会议的充分讨论，毛泽东、周恩来[ZhouEnLai]、张闻天、博古、朱德、林伯渠等与会者一致批驳了张国焘的观点：“这次事变的意义第一在反蒋，第二才是抗日[KangRi]。”毛泽东在总结时又一次指出：现在处在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有许多通路，也有许多困难，我们不能轻易发宣言，我们不把反蒋与抗日[KangRi]对立，应更加鲜明地举起抗日[KangRi]援绥的旗帜。中央先派周恩来[ZhouEnLai]后又派博古、叶剑英赴西安[XiAn]协商大计。

　　中共中央得知南京军事进攻西安[XiAn]的消息后于15日以红军将领名义致电国民党国民政府，申明大义：“决不可负气横决，反而发动空前之内战”，“鹬蚌相持，渔人伺于其侧”。呼吁和平解决。

　　在13日的会议上，周恩来[ZhouEnLai]第一个提出：我们在政治上不要与南京对立，推动、争取国民党各派赞成西安[XiAn]事变，团结抗日[KangRi]。17日他一到西安[XiAn]马上和张学良会谈。他了解了6天来国内局势发展及国内外的反应，得知局势异常复杂，非在陕北所能估计到的，而如何处置蒋介石[JiangJieShi]成为争取和平的关键。他明确表示：要保证蒋的安全；在策略上可以声明如果南京挑起内战，则蒋的安全无望。这样既可以利用蒋与何应钦的矛盾逼蒋抗日[KangRi]，又可以借助蒋的地位压服南京实现和平。

　　会谈后周恩来[ZhouEnLai]连夜将情况电告陕北。翌日中共中央作出和平解决的决定。这一决定同《真理报》社论指责西安[XiAn]事变的态度完全不同，并是在接到共产国际电报之前独立作出的。21日中共中央又批准了周恩来[ZhouEnLai]和国民党谈判的方案。

　　周恩来[ZhouEnLai]分别和张杨两将军谈话之后，又到东北军、十七路军军政干部会议宣传中共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JiangJieShi]的主张。周恩来[ZhouEnLai]的意见出乎与会者的意外。当时少数极左派在会场外布置警戒很有些杀气。周恩来[ZhouEnLai]冒着生命危险义正辞严地指出防止内战，逼蒋抗日[KangRi]的重大意义。

　　蒋介石[JiangJieShi]回到南京后，背信弃义派大兵压境。西安[XiAn]内部分为主战和主和两派，周恩来[ZhouEnLai]、博古、叶剑英作为客人只能作朋友式的劝告，特别作主战派的工作，舌敝唇焦，几经说服，几经变卦，这些人就是听不进去，铤而走险，杀害王以哲将军，同时拟定黑名单，内有不少共产党员。这就是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二二”事件。顿时，西安[XiAn]的局面危疑震撼。首先东北军内部矛盾成为对抗性的；西安[XiAn]谣传共产党是“二二”事件的指使者，西安[XiAn]内部的自相残杀一触即发。

　　周恩来[ZhouEnLai]等处惊不变，临危不惧，首先赶赴王以哲家中，料理后事，祭奠死者，安慰生者。随后同杨虎城商议善后。杨派人到潼关同蒋介石[JiangJieShi]刚委任为西安[XiAn]行营主任的顾祝同谈判，争取和平解决。消息传出后有关共产党的谣言不攻自破。为了维护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利益，不给中央军造成可乘之机，他又挺身而出，冒着掩护凶手的嫌疑将这些人送到三原红军驻地暂避，使对方失去报复的对象，避免了大规模的自相残杀，使主战派失去首领，不能再有其他的动作。终使事态安稳度过，和平解决。

　　“二二”事变后，东北军、十七路军、共产党三位一体不复存在，西安[XiAn]失去了谈判的平等地位，杨虎城避居三原。局势动荡不安，前途难卜。周恩来[ZhouEnLai]将博古、叶剑英等同志送到三原，自己不顾个人安危坚守西安[XiAn]迎接顾祝同进城，表明共产党坚持和平、反对内战的决心和信心，表明和国民党合作的诚意。周恩来[ZhouEnLai]如同擎天支柱，为世人敬佩。周恩来[ZhouEnLai]和顾祝同折冲樽俎，将事变和平解决。

　　西安[XiAn]事变也教训了蒋介石[JiangJieShi]。成为阶下囚的蒋介石[JiangJieShi]看到如内战再起，他难免不死于南京的狂轰滥炸，因而于17日下令何应钦停止对西安[XiAn]的讨伐。事变的成功发动使他认识到人心向背，抗日[KangRi]的怒潮非几十万大军所能阻挡，不得不正视历史发展趋势，择善而从，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KangRi]。因而派宋氏兄妹同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ZhouEnLai]谈判，并当面向周恩来[ZhouEnLai]表示：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周恩来[ZhouEnLai]解决一切。他回南京后，周恩来[ZhouEnLai]可直接去谈判。

　　他离开西安[XiAn]后，虽然违背诺言，扣押张将军，陈兵潼关，但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内战。而是以军事为后盾进行政治分化。顾祝同进入西安[XiAn]后，未动兵刃，蒋介石[JiangJieShi]又速派张冲赶赴西安[XiAn]，参加和周恩来[ZhouEnLai]的谈判。随后，蒋介石[JiangJieShi]一在杭州，二在庐山，最后在南京和周恩来[ZhouEnLai]多次谈判，终于于1937年9月建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这一切变化都与西安[XiAn]事变密不可分。中共中央对西安[XiAn]事变一直评价很高，认为是挽救国家民族一大危机，“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对张杨的安危始终萦怀，一有机会便向社会呼吁，向蒋要求释放张杨。杨虎城遇害后，新中国建立伊始即在西安[XiAn]为他举行隆重的安葬仪式。周恩来[ZhouEnLai]对张学良的安危时时记挂在心。他多次评价张学良是“名垂千古”，“千古功臣”。直到他临终前的20天，躺在病床上召见负责对台工作的罗青长部长交待，一定要设法关照好张学良。他吃力地说：“我太累了，休息一会儿再说。”说完，便昏睡过去。在生命垂危的时刻，他仍念念不忘为民族大业作出卓越贡献和牺牲的朋友——张学良将军。周恩来[ZhouEnLai]对张学良的思念表达了中共中央的认识和情感。

　　以史为鉴，以一国两制统一中国

　　周总理在垂危之际对罗青长说：“过去，我说过，对台湾的老朋友，我们是后会有期，……我，看来是不可能了，……但是祖国统一总是有这么一天的。”“祖国统一总是有这么一天的。”这是他临终前最后的遗愿。也是海峡两岸亿万人民的宿愿。

　　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祖国统一，1981年叶剑英委员长提出实现“三通”等和平统一的九项方针。1983年邓小平说：“和平统一已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我们希望国共两党共同完成民族统一，大家都对中华民族作出贡献。”在这次讲话中他明确提出一国两制的统一方案。

　　一国两制统一中国的方案得到海峡两岸人民的热烈拥护，台湾同胞冲破禁令像潮水般涌入大陆探亲、观光、投资，就是明证。海峡两岸统一的潮流势不可挡。可是有些人不识时务，一方面想统一，另一方面又提出“反共拒和”的口号，这就如同当年蒋又想抗日[KangRi]又想反共一样荒谬，必然遭到破产。有的人纵容“台独”活动，姑息养奸，只会引狼入室，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中华民族要富强、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只有实现统一大业。杨尚昆主席最近再一次严正申明：“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国的内政，决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干涉，对任何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行径，我们决不会坐视。”中国共产党统一祖国的决心决不动摇，中国共产党历来讲话是算数的。

　　在纪念西安[XiAn]事变五十五周年的今天，我们抚今追昔，以史为鉴，希望台湾当局拿出蒋介石[JiangJieShi]当年的勇气和胆略，顺应潮流，改弦更张，坚决取缔“台独”，做促进祖国统一的历史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