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我们访问了在“西安事变”中担任东北军张学良[ZhangXueLiang]将军的卫队营营长的孙铭九先生。孙先生现在是上海市革委会参事室的参事，市政协委员。当我们向他说明来意后，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热情地接待我们，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述了“西安事变”前后多次见到周总理[ZongLi]的情景。

中共参与西安事变谈判的代表：秦邦宪、叶剑英、周恩来(左起)

　　“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ZongLi]，是在一九三六年的四月九日。

　　“一九三六年春天，在洛川的一次秘密会谈时，党中央派李克农同志为代表与张学良[ZhangXueLiang]将军就双方联合抗日问题交换了各自的看法和意见。张学良[ZhangXueLiang]将军要求能同毛主席或周总理[ZongLi]会面。

　　“这一年的四月九日，是我难忘的一天。当时，我是张学良[ZhangXueLiang]将军的随从参谋，随张学良[ZhangXueLiang]将军从洛川飞到延安，在约定的秘密地点——延安的一个天主教堂，等候着陕北‘红区’来的贵客。一会儿，只见五位身穿黑布制服的红领导人，风尘仆仆地向天主教堂走来。时值傍晚，依稀可见走在前面的一位领导人，仪表堂堂，目光炯炯，脸上留着黑胡须，显得格外威武英俊。他和我握手后，说声‘辛苦了’。我想，他一定是红军的一位重要人物。随后，我将他们引进屋里与张学良[ZhangXueLiang]将军见面。我在门外守卫着，心潮起伏。后来，才知道他就是我所崇敬的周总理[ZongLi]。我心里暗暗思忖：在国共两党对立之际，蒋介石[JiangJieShi]反共气焰嚣张，手下暗探密布。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ZongLi]能不顾个人安危，敢于单枪匹马来到当时还在东北军控制下的延安，商谈救国大计，足见他对中华民族的赤胆忠心，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否则，会冒这么大的风险吗！共产党中有周总理[ZongLi]这样一批领导人，难怪蒋介石[JiangJieShi]‘剿共’剿不出什么名堂来！”

　　孙先生告诉我们，他没有直接参加这次会谈，但他从张学良[ZhangXueLiang]对周总理[ZongLi]敬佩的言谈中，知道这次会谈对张学良[ZhangXueLiang]将军是很有教益的。

　　“开始，张学良[ZhangXueLiang]和周总理[ZongLi]谈到了当前的国家前途。周总理[ZongLi]问张学良[ZhangXueLiang]，你看中国的前途如何？张学良[ZhangXueLiang]坦率地说：中国的前途有两条，一是走共产党的路，一是走国民党的路。我过去总以为法西斯独裁可以救中国，因此曾提出拥蒋的口号，现在看来，不对了。如果中国内战不停，什么时候才能把日寇赶出中国呢！周总理[ZongLi]告诉他：你要是真想抗日的话，就一定要实行民主，走人民群众的路线。搞独裁、搞法西斯，不要民主，也不要人民大众，看不到人民群众抗日的深厚力量，就不可能树立真正的抗日信心。只有实行民主，才能调动起千百万人民群众抗日的力量，取得抗日的最后胜利。张学良[ZhangXueLiang]听了周总理[ZongLi]的开导，连连点头称是。他常常感慨地对我说，周总理[ZongLi]虚怀若谷，处处以民族利益为重，共产党确实了不起。张学良[ZhangXueLiang]还极为兴奋地向周总理[ZongLi]提议，请党中央派一名重要代表，长驻东北军，以便及时商议、研究随时出现的重要问题。

　　“在周总理[ZongLi]的启发教育下，张学良[ZhangXueLiang]心里豁然开朗。这也可以说在他的戎马生涯中揭开了新的一页。经过这次秘密会谈，他看清了东北军发展的前途，对争取抗战胜利充满了信心。那天，周总理[ZongLi]和张学良[ZhangXueLiang]将军一直谈到拂晓才分手。我们同他告别时，他的精神仍然十分饱满，一点也看不出倦意。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ZongLi]的情景。”

　　接着，孙铭九先生谈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以后，他多次见到周总理[ZongLi]的情景。

　　“自从延安秘密会谈以后，张学良[ZhangXueLiang]就在东北军内部积极地展开促蒋抗日的活动；与杨虎城将军一起在西安城南王曲镇成立军官训练团，提高东北军和西北军高、中级军官的抗日觉悟；在东北军内部成立‘学兵队’和‘抗日同志会’，参加的成员中大多是抗日积极分子和进步青年军官，为抗日作思想和组织准备。张学良[ZhangXueLiang]自己抓紧一切机会，劝说蒋介石[JiangJieShi]改变亲日反共的政策。然而，蒋介石[JiangJieShi]不但丝毫听不进去，反而大搞阴谋诡计，逼张反共。于是，张学良[ZhangXueLiang]和杨虎城二位将军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把蒋介石[JiangJieShi]抓了起来。

　　“蒋介石[JiangJieShi]被抓以后，张学良[ZhangXueLiang]要我立即通知东北军政治处处长应德田，把当时在东北军的党代表刘鼎同志找来，共同起草电报，向中共中央报告蒋介石[JiangJieShi]已抓到的情况，请党中央马上派代表团来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并特别邀请周总理[ZongLi]当代表团团长。就在事变发生以后，南京政府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乘机打着营救蒋介石[JiangJieShi]的幌子，企图派兵讨伐张、杨，轰炸西安，欲置蒋于死地然后取而代之；社会上的各界人士出于激愤，也纷纷要求杀掉蒋介石[JiangJieShi]。另外，东北军、西北军内部也有一些人投靠南京政府。面临着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紧张局势，如何处置蒋介石[JiangJieShi]才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安定？张、杨并没有明确的方针和认识，许多重大问题都等待着周总理[ZongLi]率代表团到来后研究解决。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党中央、毛主席答应了张学良[ZhangXueLiang]的请求，派周总理[ZongLi]和叶剑英、秦邦宪等同志作为代表团来西安谈判。十二月十六日，周总理[ZongLi]等从保安飞抵西安。

　　“那时，我是张学良[ZhangXueLiang]将军的卫队营营长，和张学良[ZhangXueLiang]的一个副官长一起，负责保卫代表团和周总理[ZongLi]的安全。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日日夜夜里，周总理[ZongLi]真是废寝忘食，呕心沥血。他一到西安的当天晚上，就听张学良[ZhangXueLiang]介绍情况。张学良[ZhangXueLiang]对总理[ZongLi]说，蒋介石[JiangJieShi]要逼迫我们东北军和西北军配合他的中央军继续围剿红军，我们怎么劝说都不顶用，反而扬言要调我们到福建去。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们只好实行‘兵谏’，把蒋介石[JiangJieShi]抓了。张学良[ZhangXueLiang]介绍情况后，就诚恳地征求周总理[ZongLi]如何处置蒋介石[JiangJieShi]的意见，并且一再表明他自己的观点：抓蒋介石[JiangJieShi]是为了逼蒋抗日，只要蒋介石[JiangJieShi]接受我们提出的八项主张，愿意抗日，我们就放了他。听了张学良[ZhangXueLiang]的介绍，周总理[ZongLi]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对张、杨的这一行动作了充分的肯定。他对张学良[ZhangXueLiang]说，‘西安事变’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确实符合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要求。事变是为了要求抗日救国而发生的，它将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为了不使国内产生新的内战，我们同意你的主张，只要蒋介石[JiangJieShi]接受抗战，我们完全同意放蒋回南京。张学良[ZhangXueLiang]将军听了周总理[ZongLi]对国内外形势的精辟分析，异常兴奋，感到有了红军强有力的支持，天不会塌下来，心中的一块石头落地了。

　　“但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阻力还是相当大。当时，东北军和西北军中的一些高、中级军官想不通。他们认为，放了蒋介石[JiangJieShi]，犹如放虎归山，后患无穷。为了消除这些人的顾虑，周总理[ZongLi]苦口婆心地向他们分析当时的国内和国际形势，并指出逼蒋抗日的可能性。他说，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的努潮不断高涨，就是在国民党内部，爱国力量也会逐渐形成，这就有了迫使蒋介石[JiangJieShi]接受抗日的可能。总理[ZongLi]还以卓越的见解，说明了争取蒋介石[JiangJieShi]抗日的必要性，说蒋介石[JiangJieShi]在南京方面还很有影响，若杀了蒋，在南京的何应钦、汪精卫就会公开投降日本。争取了蒋介石[JiangJieShi]，有利于抗日。在现在的形势下，蒋介石[JiangJieShi]不抗日就无路可走，我们应当争取蒋介石[JiangJieShi]接受抗战，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坚决反对新的内战；而事变发展的另一条路，就是杀了蒋介石[JiangJieShi]，引起新的内战，这会使中国走上更坏的道路。

　　“周总理[ZongLi]高瞻远瞩。他的话，使得这些军官心悦诚服，佩服共产党的宽宏大量和远见卓识。当时东北军‘抗日同志会’的书记应德田，带着一系列疑问去请教周总理[ZongLi]，回来后对我说：‘听了周先生的指教，我受到了极大的教育，心中的疑虑顿时消除。’在张公馆里，我经常看到周总理[ZongLi]房里的灯光彻夜不灭。我知道，这是周总理[ZongLi]在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而操劳。他每天工作十多小时，眼睛熬红了，喉咙嘶哑了，还经常到群众中宣传演说，接待来访人员。他每到之处，会场内外热情洋溢，听众挤得水泄不通。他那扣人心弦、气势磅礴的讲话，句句说到人们的心坎里，不断博得听众的掌声和欢呼声。据说，有的爱国听众看到周总理[ZongLi]那布满血丝的眼睛，知道周总理[ZongLi]为拯救中华民族而日夜操劳，都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谈到这里，孙先生十分激动了。他继续介绍说：“周总理[ZongLi]的一言一行，教育了东北军全体官兵。那些起初不同意释放蒋介石[JiangJieShi]的军官们体会尤深。他们说，要说对蒋介石[JiangJieShi]的仇恨，莫过于共产党人，可是现在，周先生为了顾全大局，为了民族利益，不仅自己不记前仇，不念旧恶，还谆谆教诲大家从大局出发，为抗日团结作出贡献。在周总理[ZongLi]的谆谆教诲下，那些军官放弃了原来的主张，同意周总理[ZongLi]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释放蒋介石[JiangJieShi]，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这样错综复杂的局面被周总理[ZongLi]顺利解决了。对此，张学良[ZhangXueLiang]和杨虎城将军钦佩不已，常常赞叹说，共产党人光明磊落，胸怀宽广，我们真是望尘莫及啊！

　　“经过周总理[ZongLi]的耐心开导，东北军和西北军内部的思想比较统一了。于是，共产党、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开始同蒋介石[JiangJieShi]国民党方面举行谈判。在谈判桌上，周总理[ZongLi]坚持原则，义正辞严，说得蒋介石[JiangJieShi]的全权代表宋子文、宋美龄无言可对，只得表示接受我们‘三位一体’提出的八项主张，同意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十二月二十四日，周总理[ZongLi]会见了蒋介石[JiangJieShi]，在周总理[ZongLi]的教育下，蒋介石[JiangJieShi]不得不表示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时针已经指向五点，孙铭九先生已经谈了整整三个钟头了，他还是滔滔不绝地继续谈下去。我们怕影响他的休息，决定改日再谈。在最后一次的交谈中，他告诉我们：“二十五日，就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第二天，张学良[ZhangXueLiang]未同周总理[ZongLi]商量，就贸然决定亲自护送蒋介石[JiangJieShi]回南京。当卫兵向我报告张学良[ZhangXueLiang]已坐车到机场去的消息时，我急忙赶到周总理[ZongLi]的住处，向周总理[ZongLi]汇报了这个情况。周总理[ZongLi]一听，顿时惊愕地问：‘几时走的？’我说：‘有十多分钟了。’周总理[ZongLi]略带着责备的口气问：‘你为什么不早点来报告！’我说：‘我也是刚刚得到卫士的报告’。接着，周总理[ZongLi]焦急地问我：‘现在有没有汽车？’我回答：‘有车’。于是，周总理[ZongLi]立即和我驱车赶往机场想追回张学良[ZhangXueLiang]。可是到达机场时，飞机已经起飞了。

　　“张学良[ZhangXueLiang]被蒋介石[JiangJieShi]扣押后，我们东北军在如何对待蒋介石[JiangJieShi]的军事威胁，要不要营救张学良[ZhangXueLiang]等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由于东北军的少数高级军官在张将军尚未从南京回来之前，擅自释放被扣在西安作为人质的陈诚、蒋鼎文等国民党政府大员和飞机，我们‘少壮派’军人激于一时的气愤，打死了东北军的另一将领王以哲将军。事后，我们感到这事将会扩大东北军内部的分裂，破坏‘三位一体’的团结，于国内和平不利。周总理[ZongLi]对我们这一鲁莽行动非常气愤，严肃地批评了我们。当时我感到非常惭愧，急忙去向周总理[ZongLi]请罪，向周总理[ZongLi]下跪，请求宽恕。可是，周总理[ZongLi]并没有指责我，他把我拉起来，和蔼地对我说，‘不要这样子，认识了错误就好了。’又耐心地启发我说，‘要抗日，一定会有斗争的。只要东北军内部团结一致，营救张学良[ZhangXueLiang]将军的办法是很多的，我们共产党始终支持你们的正当行动。’这使我非常感激。后来，周总理[ZongLi]从全局考虑，为了稳定当时的局势，避免扩大事态，就请东北军参谋长董英斌转告我们，赶快离开西安到陕北红区去。一九三七年二月三日下午，周总理[ZongLi]派当时在东北军的党代表刘鼎同志把我护送到陕北红区，从此，我开始了新的生活。”

　　来源：央视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