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代前期，由于科举[KeJu]制度还处在发展阶段，科举[KeJu]对婚姻[HunYin]的影响还不是很明显，世人[ShiRen]选婿注重门第。开元天宝以后，科举[KeJu]制度的日渐发展促进了晚唐五代[WuDai]社会[SheHui]婚姻[HunYin]观念[GuanNian]的转变，世人[ShiRen]婚娉观念[GuanNian]逐渐以门第、科名并重，改变了唐前期重门第的观念[GuanNian]。科举[KeJu]对唐五代[WuDai]婚姻[HunYin]观念[GuanNian]变化的影响，根本原因是中晚唐五代[WuDai]科举[KeJu]考试制度对官僚选举制度的影响日趋加深。

　　关键词:唐五代[WuDai];科举[KeJu]制度;婚姻[HunYin]观念[GuanNian]

　　科举[KeJu]对婚姻[HunYin]的影响作为科举[KeJu]对传统社会[SheHui]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方面，理应受到重视，但学界对此关注较少，仅有少数学者论及。张邦炜在《试论宋代“婚姻[HunYin]不问阀阅”》、[1]《婚姻[HunYin]与社会[SheHui]》[2]论著中，论述了宋代榜下择婿的风气，并对唐代科举[KeJu]与婚姻[HunYin]的关系略有论述。侯力《科举[KeJu]制度与唐代社会[SheHui]》、妹尾达彦《“才子”与“佳人”》也论及相关问题。[3]尽管仕宦和婚姻[HunYin]作为中国古代士大夫最为重要的两件大事，但是学者在研究科举[KeJu]制度时往往只关注科举[KeJu]对个人仕宦的研究、忽视科举[KeJu]对个人婚姻[HunYin]的影响。本文将重点探讨科举[KeJu]与唐五代[WuDai]世人[ShiRen]婚姻[HunYin]观念[GuanNian]变迁关系、原因等问题。

　　一、唐五代[WuDai]科举[KeJu]与婚姻[HunYin]观念[GuanNian]的变迁

　　唐前期由于科举[KeJu]制度还处在发展阶段，科举[KeJu]对婚姻[HunYin]的影响还不是很明显，世人[ShiRen]选婿更注重门第。特别是大士族之间相互通婚，形成了所谓的五姓大士族婚姻[HunYin]圈。[4]尽管唐高宗曾出面干预七姓十三家大士族，“恃其族望，耻与他姓为婚”的现象，[5]但被禁婚的五姓士族反而自号“禁昏家”，更是相互尊崇，“密装饰其女以送夫家”○1，“潜相聘娶，天子不能禁”。[6]以致中宗也在神龙中重申禁婚令，“以五姓婚聘，冠冕天下，物恶大盛，禁相为姻”，[7]仍未改变世家大族崇重门第的婚姻[HunYin]观念[GuanNian]，乃至大历四年(769)李华仍说“山东士大夫以五姓婚姻[HunYin]为第一”。[8]从上述情况来看，唐前期在科举[KeJu]制度对贵族官僚政治还未产生深远影响的情况下，世人[ShiRen]重门第婚聘的观念[GuanNian]就连皇权都很难改变它。

　　但是随着中晚唐科举[KeJu]出身社会[SheHui]地位的提高以及士族的衰落，世人[ShiRen]婚聘逐渐从先前重“五姓女”即门第的观念[GuanNian]，向科名、门第并重的观念[GuanNian]发展。如《唐国史补》卷上云:“伊慎每求甲族以嫁子，李长荣则求时名以嫁子，皆自署为判官。”德宗朝伊慎、李长荣嫁女，分别喜好求“甲族”、“时名”(即科名)，代表了中唐婚姻[HunYin]观念[GuanNian]的变化，尚甲族的观念[GuanNian]已开始动摇，注重门第并不是世人[ShiRen]婚聘看重的唯一因素。两人的婚聘观念[GuanNian]在当时很具有代表性，因此被《唐国史补》记在一起，以示鲜明对比。又宪宗朝太师李光颜欲出嫁爱女，其“幕僚谓其必选佳婿，因从容语次，盛誉一郑秀才词学门阀，人韵风流异常，冀太师以子妻之”。虽然李光颜的幕僚以“词学门阀”作为其“佳婿”的标准，后来李光颜出乎意料地以一健儿嫁之，[9]但这真实反映了元和年间世人[ShiRen]普遍的择婿标准。不仅如此，就连贵为天子的皇帝，尚公主时也不能脱俗，亦非常在乎科名。如开成中文宗以真源、临真二公主降士族，诏宗正卿取世家子弟尚主，并慨叹:“民间修昏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后来文宗召尚公主的人选杜中立、卫洙，分别为进士[JinShi]出身的杜羔之子和新进士[JinShi]及第者，均是以科第起家的新兴士族子弟。[10]虽然文宗在口头上对世人[ShiRen]婚姻[HunYin]重阀阅轻官品的风气羡慕不已，但在尚公主的实际问题上更注重科名，这足以说明科名对婚姻[HunYin]观念[GuanNian]影响之大。当然阀阅仍有很大市场，但计官品的现象亦不可小视，在中晚唐科名逐渐与官品等同的情况下，文宗尚公主也就免不了兼顾科名、门第俱美。无独有偶，宣宗皇帝也特别喜欢从及第进士[JinShi]中择子弟为婿。如《东观奏记》卷上云:“万寿公主，上(宣宗)女。钟爱独异，将下嫁，命择郎婿。郑颢，相门子，首科及第，声名籍甚，时(待)婚卢氏。宰相白敏中奏选尚主，颢衔之。”[11]郑颢乃相门之子，门阀世显，又首科进士[JinShi]及第，可谓良婿佳选。又于琮进士[JinShi]擢第，授左拾遗。起初，宣宗准备尚永福公主，却因公主吃饭时发脾气，“折匕箸”，宣宗认为此女配不上及第进士[JinShi]，就更尚广德公主。[12]此事足见宣宗对及第进士[JinShi]的衷爱。又大中十一年(857)京兆士族王徽，进士[JinShi]及第，时逢宣宗诏宰相“于进士[JinShi]中选子弟尚主，或以徽籍上闻”。但是王徽生性淡薄名利，不愿尚公主，便通过贿赂宰相刘，方才免去被天子“脔婿”之命运。[13]宣宗贵为天子，却非常喜欢从士族子弟中选择及第进士[JinShi]尚公主，实际上是晚唐世人[ShiRen]婚聘重科名和门第观念[GuanNian]的反映。世人[ShiRen]选婿和朝廷选官的标准极为相似，而且相互影响，往往是“为闺门重，则为朝廷尚”。[14]其实，中晚唐五代[WuDai]民间闺门重科名的实质，是朝廷选官重科名的结果。正如晚唐郑仁表诗云:“文章世上争开路，阀阅山东拄破天。”[15]晚唐世人[ShiRen]入仕的标准恰恰以科名、门第出身最为看重，二者若能兼顾，则更能为世人[ShiRen]崇重，升迁也最为迅捷。如郑仁表咸通九年(868)进士[JinShi]及第，“自谓门地、人物、文章具美”，史书也颇为认可，称其“文章尤称俊拔”。[16]显然，他炫耀自己的“门地、人物(才能)、文章”，就是晚唐世人[ShiRen]仕宦、婚嫁时判定人物的标准。

　　随着晚唐世人[ShiRen]婚聘观念[GuanNian]重科名和门第的增强，更有甚者，竟然以诗赋标格高低择婿。如《金华子杂编》卷下云:李郢大中十年(856)进士[JinShi]及第前，曾在杭州与人争聘邻家女子，在门第和财礼都不能定夺的情况下，女方便“请各赋一篇，以定胜负”。结果进士[JinShi]李郢以诗赋标格胜出，成为邻氏的佳婿。[17]这正反映了中晚唐世人[ShiRen]婚聘重五姓女的观念[GuanNian]已被打破，科名逐渐成为社会[SheHui]婚聘的首选。这在中古社会[SheHui]婚姻[HunYin]观念[GuanNian]转变上具有重要意义，反映了婚姻[HunYin]观念[GuanNian]取舍标准逐渐从重门第向科名转变，门第的观念[GuanNian]逐渐减轻。五代[WuDai]婚姻[HunYin]观念[GuanNian]更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世人[ShiRen]“取士不问家世，婚姻[HunYin]不问阀阅”，[18]大大动摇了中晚唐世人[ShiRen]仕宦、婚嫁时以门第和科名判定人物的标准。中晚唐五代[WuDai]婚姻[HunYin]观念[GuanNian]的变化无疑对魏晋以来已经衰落的士族政治给了一个沉重打击。

　　以科第择婿的风气至五代[WuDai]宋初逐渐发展为榜下择婿。[19]宋人选婿的标准是但择科举[KeJu]出身者，不问其家世，延续了五代[WuDai]以来的婚姻[HunYin]不问家世、阀阅的风气。[20]宋人赵严卫评论唐宋婚姻[HunYin]观念[GuanNian]变迁时云:“唐人推崔、卢等姓为甲族，虽子孙贫贱，皆家世所重。今人不复以氏族为事，王公之女，苟贫乏，有盛年而不能嫁者;闾阎富室，使可以婚侯门，婿甲科。”[21]这一评论清楚地概述了唐人婚聘重甲族，至宋代婚嫁更注重势门与科举[KeJu]甲科的渐变过程，科第出身已经逐渐成了宋人婚聘的首选。这种婚姻[HunYin]观念[GuanNian]上的巨大差异，正反映了科举[KeJu]制度对唐末五代[WuDai]士族衰亡的重要影响。

　　二、中晚唐五代[WuDai]的科名与选婿

　　中晚唐五代[WuDai]科举[KeJu]对婚姻[HunYin]观念[GuanNian]影响最直接的表现是世人[ShiRen]选婿时逐渐注重科名，科名与门第日趋并重，乃至出现在选婿时，科名往往比门第更为重要的现象。士大夫为脔得有科名的快婿，往往各尽其能，用尽办法希望选个有科名者为婿。简要概括起来，若按举人登科前后来分的话，大致分为榜下择婿和榜前择婿两大类，下文主要以进士[JinShi]科为主探讨科举[KeJu]与选婿的关系。

　　(一)榜前择婿的出现

　　榜前择婿指世人[ShiRen]选择那些尚未及第举子为婿的情况。在中晚唐世人[ShiRen]嫁女喜择科名的社会[SheHui]风气影响下，往往是女方在判断某举子将来登第势在必得的前提下先下赌注，抢先与举子定婚事，以期脔个有科名的佳婿。这种情况可以分为榜前订婚、成婚两种情况。如玄宗时，吕少“孤贫不自业，里人程氏财雄于乡，以女妻諲”，后来进士[JinShi]及第。[22]如李翱典江淮郡时，进士[JinShi]卢储向其投卷，李翱的女儿见其文卷后断言:“此人必为状头。”李翱随后选卢储为婿，卢储来年果然状头及第，经赴嘉礼。有崔妆诗曰:“昔年将去玉京游，第一仙人许状头，今日幸为秦晋会，早教鸾凤下妆楼。”[23]此例为典型的榜前订婚，榜后完婚的情况。另一种，则是榜前完婚，婚后登第的情况。如进士[JinShi]李频“于诗特工”，请给事中姚合品第其诗，岂料姚合“大加奖挹，且爱其标格，即以女妻之”。李频也不负其望，于大中八年进士[JinShi]擢第。[24]晚唐萧楚公遘许配爱女于进士[JinShi]裴筠，不久裴筠便擢进士[JinShi]第。罗隐以一首诗刺之，揭穿了唐人喜纳进士[JinShi]为婿的实质，云:“细看月轮还有意，信知青桂近嫦娥。”[25]五代[WuDai]江南人钟辐，“恃少年有文，气豪体傲”，“时樊若水女才质双盛，爱辐之才而妻之。始燕(晏)尔，科诏遂下。时后周都洛，辐入洛应书，果中选于甲科第二”。[26]当然，以上实例都是善于择婿者，所选佳婿最终都能登科，而更多的情况是所选“佳婿”名落孙山。尽管这样，世人[ShiRen]还是喜欢择举人为婿，因此唐五代[WuDai]墓志中，往往将亡者的某女嫁给某进士[JinShi]、明经的事大书特书，实际上是世人[ShiRen]将选得举子为婿视为一种荣耀、资本的体现。

　　中晚唐世人[ShiRen]要想纳得有一定声誉的举子为婿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通常各显其能，借助权势和金钱等方式，利诱、强迫有望登科的进士[JinShi]为婿。如大中年间故相僧孺之子牛蔚兄弟，为当时豪门巨室子弟，看中了福建进士[JinShi]邓敞，欲纳其为妹婿。于是，牛蔚兄弟便跟邓敞说:“吾有女弟未出门，子能婚乎当为君展力，宁靳一第乎”邓敞顾虑到自己孤寒无助，便答应了这门婚事。邓敞也在牛氏兄弟的帮助下于大中二年(847)登第，遂如约与牛氏成亲。[27]当然，也不乏借助权势强迫进士[JinShi]为婚的现象。唐末五代[WuDai]人高越，将举进士[JinShi]，“文价蔼然，器宇森挺，时人无出其右者。鄂帅李公贤之，待以殊礼，将妻以爱女。越窃谕其意，因题《鹰》一绝，书于屋壁”，不告而别，[28]逃避了被脔婿的危险。以重金脔进士[JinShi]为婿的现象，在当时也屡见不鲜。大和初李敏求应进士[JinShi]举，伊慎诸子求其为妹婿。起初李敏求以仕进为务，没有答应，但后来连续十举未能登第，无以生计。李敏求最后还是答应此门婚事，并以“钱二百四十贯”的“身价”，被伊慎诸子脔为妹婿。[29]伊慎诸子一反其父“求甲族以嫁子”的选婿标准，转而以重金求进士[JinShi]为妹婿，反映了两代人在选婿观念[GuanNian]上的巨大变化。这正是大和年间世人[ShiRen]选婿，看重进士[JinShi]科名的社会[SheHui]风气在伊慎父子身上的具体反映。而这种花钱纳进士[JinShi]为婿的做法，发展到北宋便成为了“系捉钱”。

　　在中晚唐世人[ShiRen]榜前择婿的风气推动下，出现了《莺莺传》、《霍小玉传》等传奇小说，多以科场举子与士族小姐、歌伎之间的恋爱为主题，开创了中国才子佳人的恋爱小说模式。[30]此类小说正好反映了中晚唐世人[ShiRen]婚嫁渐重科名的现实情况。

　　(二)榜下择婿风气的形成

　　随着唐前期科举[KeJu]制度的发展，特别是进士[JinShi]科在选官入仕和社会[SheHui]其他方面地位的提高，科举[KeJu]登第者成为世人[ShiRen]嫁女争相脔婿的对象，从而出现了榜下择婿的社会[SheHui]风气。

　　中晚唐进士[JinShi]及第后，要参加各种宴集活动，这种公开的宴集活动便成了公卿择及第进士[JinShi]为婿的最佳场所，其中以曲江宴最为出名。据《唐摭言》卷3《散序》载:“曲江之宴，行市罗列，长安几于半空。公卿家率以其日拣选东床，车马阗塞，莫可殚述。”同书卷3《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纪》云中晚唐进士[JinShi]关宴在曲江亭子举行，“其日，公卿家倾城纵观于此，有若中东床之选者，十八九钿车珠鞍，栉比而至”。中晚唐进士[JinShi]及第后要在曲江举行游宴，公卿借机从中选择佳婿，其成者“十有八九”，所说未免有些夸张，但榜下择婿的风气已兴是不言而喻的。

　　中晚唐榜下择婿的例子很多。如建中四年(783)，郑高进士[JinShi]及第，“士林指目……来抵门闾，以嘉姻为请。佥谓得选，是克配焉”。[31]如刘茂贞元和二年(807)，“年廿一，明经登第，元舅平仲以公人器不常，志在成立，遂以女妻之”。[32]又如韩愈本人尤喜纳进士[JinShi]为女婿，元和三年(808)，周况进士[JinShi]及第，韩愈便将长女好好嫁给了周况。○2又元稹于贞元九年(793)明经及第，仆射韦夏卿便以爱女嫁之，纳其为婿。[33]又独孤郁，贞元十四年(798)进士[JinShi]及第，“文学有父风(父独孤及)，尤为舍人权德舆所称，以子妻之”。[34]宪宗竟因此对权德舆羡慕不已，慨叹:“我女婿不如德舆女婿。”[35]宣宗宰相白敏中曾想纳前进士[JinShi]侯温为子婿，后来担心别人讥笑二人为“白猴”而作罢。[36]但白敏中始终没死心，最终还是纳出身酒肆之家的及第进士[JinShi]陈会为婿○3，了却了爱慕科名的心愿。[37]这与当时士子耻与商人为婚的观念[GuanNian]形成了很大反差，而改变这一观念[GuanNian]的因素就是科名。皇帝、宰相尊贵至极，选婿反而羡慕进士[JinShi]出身，这不能不说是因为当时社会[SheHui]对进士[JinShi]出身尊崇倍至。

　　“榜下择婿”相对男方来说就是“榜下娶妻”，将登科与婚姻[HunYin]直接联系到一起。晚唐陈峤数举不第，孑然无依，至耳顺之年才获科名，“乡里以(其)宦情既薄，身后无依，乃以儒家女妻之，至新婚近八十矣”。[38]陈峤登第前后的遭遇反差如此之大，正是晚唐世人[ShiRen]嫁女重科名的反映。后人用“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来形容人生得意，反映了科举[KeJu]对世人[ShiRen]婚姻[HunYin]观念[GuanNian]影响之深刻。[39]这种以科名择婿的观念[GuanNian]发展到后来，就成为宋真宗所说的“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40]

　　唐末五代[WuDai]榜下择婿即“脔婿”的风气，发展到宋初，更为常见。[41]宋代有钱有势者择婿更注重科第出身，特别是进士[JinShi]科出身在社会[SheHui]上尤受青睐。至北宋中期进士[JinShi]卖婚日盛，以致进士[JinShi]“娶妻论财，全乖礼义”，“玷辱恩命，亏损名节，莫甚于此”。[42]这充分说明科举[KeJu]制度对中晚唐五代[WuDai]宋婚姻[HunYin]观念[GuanNian]影响之深远，从而加速了唐代士族的衰亡。

　　三、唐五代[WuDai]婚姻[HunYin]观念[GuanNian]变迁的原因

　　唐初科举[KeJu]制度尚处在创始阶段，科举[KeJu]对选举制度的影响还很有限。随着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大力推崇进士[JinShi]科，科名在社会[SheHui]上日渐崇重，科举[KeJu]对婚姻[HunYin]观念[GuanNian]的影响也渐显端倪。如高宗宰相薛元超，曾视“不以进士[JinShi]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为平生之“三恨”。[43]因此，随着进士[JinShi]科出身社会[SheHui]地位的提高，进士[JinShi]科出身逐渐与魏晋以来形成的门阀士族、婚姻[HunYin]崇尚“娶五姓女”相提并论。[44] 开元天宝以来，随着科举[KeJu]考试制度逐渐成为入仕清流的主要途径，科举[KeJu]制度对士族官僚政治的冲击日渐明显，打破了士庶界限，致使中晚唐士族、小姓和寒庶等社会[SheHui]阶层的升沉发生了深刻变化，科名随之成为深刻影响婚姻[HunYin]观念[GuanNian]转变的因素。中唐以降，进士[JinShi]科出身升迁尤为迅捷，世人[ShiRen]“以进士[JinShi]登科为‘登龙门’，释褐多拜清紧，十数年间拟迹庙堂”。[45]故进士[JinShi]出身者，“终身为闻人”，“位极人臣，常十有二三，登显列十有六七”。[46]本人曾做过统计，进士[JinShi]科在宰相中所占比例，德顺时期为38%、宪宣时期为74%、懿哀时期为89%、五代[WuDai]时期为47%，[47]足见中晚唐时期进士[JinShi]出身在仕宦中前程似锦，社会[SheHui]上对登进士[JinShi]科者尤加青睐的原因更是不言而喻，科名自然就成为世人[ShiRen]择婿的首选。

　　在士大夫以“征文射策，以取禄位”的社会[SheHui]风气蔚然成风的同时，[48]以真才实学获取科名、官位的观念[GuanNian]也悄然深入人心。这一点可从晚唐五代[WuDai]的一些启蒙读物和劝学篇中找到答案。敦煌文书P.2564《齖齿可书》是唐五代[WuDai]敦煌流行的民间童蒙读物，其中有劝学歌词《十二时劝学》云:“人生在世须臾老，男儿不学读诗书，恰似中肥地草……丈夫学问随身宝，白玉黄金未是珍。”[49]又P.2952《二十时劝学》残卷亦云:“读书便是仕(随)身宝，高官卿相在朝廷。”[50]同卷《求宦》云:“官职比来从此出，文章争不尽心学……若能读得百家书，万劫千生名(价)在。夜半子，春榜即写才文字，朝廷上下聘词章，万个之中无有二。鸡鸣丑，权隐在尘非长久，一朝肥马意(衣)轻裘，富贵荣华万物有。”这些通俗易懂的童蒙读物，集中体现了当时科举[KeJu]制度对社会[SheHui]底层的深远影响。“丈夫学问”、“读书”，便是“随身宝”的观念[GuanNian]已被世人[ShiRen]接受，成为世人[ShiRen]劝夫教子专事举业的精神支柱。在中晚唐五代[WuDai]朝廷通过科举[KeJu]考试以“写才文字”、“词章”为取士原则的情况下，“官职比来从此出”的观念[GuanNian]已经根植在世人[ShiRen]心目中，世人[ShiRen]婚聘崇重科名就在所难免。若能以“学问”、“读书”而登科、入仕清流者，“一朝肥马意(衣)轻裘，富贵荣华万物有”，自然在社会[SheHui]上倍受青睐。可见当时不论士庶只要勤奋读书就可以通过科举[KeJu]考试，获取高官厚禄，这种观念[GuanNian]已经深入人心，因此反映在婚姻[HunYin]观念[GuanNian]上，只要嫁给有科名的佳婿，自然意味着高官厚禄、光大门庭，世人[ShiRen]婚嫁自然无须过分强调门第因素了。

　　随着科举[KeJu]制度的发展，科举[KeJu]出身者的社会[SheHui]地位不断提高，科举[KeJu]出身与门第一样，逐渐被社会[SheHui]尊崇。如中唐李益进士[JinShi]及第，与宗人庶子同名，俱出姑臧公，时人谓“尚书为文章李益，庶子为门户李益”。[51]文中“文章”显然就是进士[JinShi]出身，正反映了世人[ShiRen]对科名和门第观念[GuanNian]已略有改变，科名的地位也超过了门第。此外，随着中晚唐五代[WuDai]科举[KeJu]出身者社会[SheHui]地位的不断提高，他们的经济特权也不断扩大，经济特权有利于其社会[SheHui]地位的提高，从而形成了所谓的“衣冠户”。[52]科举[KeJu]出身者经济地位的提高，自然也会影响世人[ShiRen]婚聘时对及第者的厚爱。

　　在中晚唐五代[WuDai]科举[KeJu]制度与选官制度紧密结合的情况下，科举[KeJu]出身者多居显官、清列，该时期的婚姻[HunYin]观念[GuanNian]也必然受其影响。中晚唐五代[WuDai]婚嫁尚科举[KeJu]出身人，本质上还是尚官人的体现。如韩愈所讲高处士嫁女的故事:有高处士扬言嫁女，“必嫁官人”，王适为迎合高处士，竟谎称“明经及第，且选，即官人”，并以卷书假冒告身，骗娶了高处士的爱女。[53]这段对白，道出了唐人喜嫁科举[KeJu]出身者的实质，就是好女嫁“官人”。又如敦煌文书P.3305《论语序》下题:“可连(怜)学生郎，其(骑)马上天唐(堂)。谁家有好女，嫁以(与)学生郎。”[54]此诗虽为学士郎的幼稚习作，但学郎用“其(骑)马上天唐(堂)”的美丽诗句，自诩将来要登科名、做大官，借以媚取邻家女子好感的用意是非常明显的。其实质仍然是好女嫁官人的社会[SheHui]观念[GuanNian]的反映。当中晚唐科名在仕宦中成为第一出身的情况下，好女嫁官人的观念[GuanNian]自然会变为好女嫁科名人的观念[GuanNian]。如有宇文氏，其父“每贤之为人，曰是女当宜配科名人”，[55]正是当时人好女嫁科名人的内心表露。相反，若是不好女子就不能嫁进士[JinShi]，如王承升之妹国色天香，“德宗纳之，不恋宫室”，德宗恶其面带“穷相”，便将其赶出宫，还特别“敕其母兄不得嫁进士[JinShi]、朝官”。[56]德宗用意当然是担心女子“穷相”命毁了进士[JinShi]的前程，正好从反面证明进士[JinShi]理应配好女的社会[SheHui]心态。

　　世人[ShiRen]婚聘重科名的观念[GuanNian]在中晚唐已经融入了民间雅俗文化，甚至渗透到当时婚礼仪式中。据P.3350《下女夫词》云:“女答:本是何方君子，何处英才……儿答:本是长安君子，进士[JinShi]出身。选得刺史，故至高门……女答:何方所管，谁人伴换……儿答:敦煌县摄，公子伴涉;三史明闲，九经为业。”○4《下女夫词》为晚唐五代[WuDai]敦煌地区婚礼仪式上的唱词○5，男、女对答内容，并非事实，但从男、女对答话语中可知，女方所期盼的如意郎君，或以“进士[JinShi]出身”、或“三史明闲”、或“九经为业”等科第出身者，理想仕宦官位为刺史之类的高官，反映了世人[ShiRen]嫁女，企羡嫁与科举[KeJu]出身人，更希望其佳婿将来能官场亨通。

　　在现实生活中，丈夫一旦登科，不仅在家族和姻亲中的地位倍增，也会成为一个家族兴旺的寄托。如《送张参及第还家》云:“大学三年闻琢玉，东堂一举早成名。借问还家何处好，玉人含笑下机迎。”[57]可以说登第不仅意味着个人的功成名就，也给整个家族带来了荣誉和希望。在整个社会[SheHui]以科名为尊的情况下，夫君若无科名，妻子便会觉着低人一等，没有颜面。因此，激劝丈夫追求科名，便成了当时妇女的最高理想。如贞元初杜羔累举不中第，将至家门，其妻刘氏寄诗与之。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已羞君面，君到来时近夜来。”杜羔见到妻子的诗文，倍加愧疚，发奋励志，终于在贞元五年(789)进士[JinShi]及第。[58]无独有偶，贞元七年(791)，彭伉进士[JinShi]擢第，家人为其置宴庆贺，湛贲也应邀赴宴，被安置在后阁，却不觉难堪。湛贲妻深感羞辱，忿然责之曰:“男子不能自励，窘辱如此，复何为容!”湛贲受其感悟，孜孜学业，未数载一举登第。[59]这两例故事堪称中国科举[KeJu]制度史上贤妻良母相夫教子、追求科名的典范，并流芳后世，也是中晚唐科举[KeJu]取仕对社会[SheHui]的深刻影响在普通人婚姻[HunYin]、家庭中的正常反映。

　　总之，唐五代[WuDai]世人[ShiRen]婚姻[HunYin]观念[GuanNian]变迁的根本原因还是科举[KeJu]制度对选官制度的深刻影响，当科举[KeJu]出身成为世人[ShiRen]入仕的第一出身时，科举[KeJu]出身也必然会成为选婿的首选。在中晚唐选举以门第、科第并重的情况下，婚姻[HunYin]自然以科第和门第并重。宋代以科举[KeJu]制度为基础的文官制度基本确立，反映在社会[SheHui]变革方面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婚姻[HunYin]便以官位高低、科第出身来选择配偶，门第因素逐渐成为次要因素。从唐前期世人[ShiRen]婚聘重甲族，至晚唐五代[WuDai]重门第与科第，再到宋代重科第与官位，正反映了科举[KeJu]制度对社会[SheHui]变迁的深刻影响。科举[KeJu]对婚姻[HunYin]的影响作为科举[KeJu]对社会[SheHui]影响的一个重要层面，最能客观地反映科举[KeJu]对社会[SheHui]的影响。

注释:

　　[1]张邦炜:《试论宋代“婚姻[HunYin]不问阀阅”》，《历史研究》1985年第6期。

　　[2][19][41]张邦炜:《婚姻[HunYin]与社会[SheHui]》(宋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49-164、145-179、149-152页。

　　[3]侯力:《科举[KeJu]制度与唐代社会[SheHui]》，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第285-295页;妹尾达彦:《“才子”与“佳人”——九世纪中国新的男女认识的形成》，载邓小南主编:《唐宋女性与社会[SheHui]》，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695-722页。

　　[4][44]参考毛汉光:《中古大族著房婚姻[HunYin]之研究———北魏高祖至唐中宗神龙年间五姓著房之婚姻[HunYin]关系》，《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6本第4分，1985年;毛汉光:《中古山东大族著房之研究———唐代禁婚家与姓族谱》，《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4本第3分，1983年。

　　[5]刘餗撰:《隋唐嘉话》卷中，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3页;参考王溥撰:《唐会要》卷83《嫁娶》，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528页;李等编:《太平广记》卷184《士族》，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377页;刘煦等撰:《旧唐书》卷82《李义府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769页。

　　[6]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95《高俭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842页;参考韩国磐:《隋唐五代[WuDai]时的阶级分析》，收入其《隋唐五代[WuDai]史论集》，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79年。

　　[7][8]李等编:《文苑英华》卷900李华撰《唐赠太子少师崔公神道碑》，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4741页。

　　[9]孙光宪:《北梦琐言》卷3《李光颜太师选佳婿》，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45页;《唐语林》卷4《豪爽》，本文采用王谠撰、周勋初校证:《唐语林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44页。

　　[10]参考《新唐书》卷172《杜兼传附杜中立传》，第5204-5207页;《新唐书》卷164《卫次公传附卫洙传》，第5045-5046页。

　　[11]参考《新唐书》卷119《白居易传附白敏中传》，第4306页。

　　[12]《新唐书》卷104《于志宁传附于琮传》，第4009-4010页。

　　[13]《旧唐书》卷178《王徽传》，第4640页。

　　[14]董诰等编:《全唐文》卷596欧阳詹《与郑伯义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667页。

　　[15]王定保撰:《唐摭言》卷12《自负》，收入《唐五代[WuDai]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685页。

　　[16]《旧唐书》卷176《郑肃传》，第4574页。

　　[17]《唐语林》卷2《文学》略同，第159页。

　　[18]郑樵撰:《通志》卷25《氏族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39页。

　　[20]朱撰:《萍洲可谈》卷1，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版，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21]赵彦卫撰:《云麓漫钞》卷3，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51页。

　　[22]《新唐书》卷140《吕传》，第4648页。

　　[23]《太平广记》卷181《贡举部四·李翱女》，第1346-1347页。

　　[24]《唐才子传》卷7《李频》，采用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北京:中华书局，第380-382页。

　　[25]《唐摭言》卷9《误掇恶名》，收入《唐五代[WuDai]笔记小说大观》，第1653页。

　　[26]释文莹撰:《湘山野录》卷中，四库本。

　　[27][36][58]《玉泉子》，收入《唐五代[WuDai]笔记小说大观》，第1424、1426、1427-1428页。

　　[28]郑文宝撰:《南唐近事》，四库本。

　　[29]《太平广记》卷157《定数十一·李敏求》，第1128页。

　　[30]参考妹尾达彦:《“才子”与“佳人”——九世纪中国新的男女认识的形成》。

　　[31]吴钢主编:《隋唐五代[WuDai]墓志汇编》洛阳卷第12册《大唐故清河崔夫人权厝墓铭》，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01页。

　　[32]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大和三一号《唐故泗州仓参军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巡覆官刘府君墓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118页。

　　[33]屈守元、常思春:《韩愈全集校注·文元和四年·监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韦氏夫人墓志铭》，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771页。

　　[34]《旧唐书》卷168《独孤郁传》，第4381页。

　　[35]《唐国史补》卷中，收入《唐五代[WuDai]笔记小说大观》，第182页。

　　[37]《北梦琐言》卷3《陈会螳螂赋》，第62-63页。

　　[38]钱易撰:《南部新书》卷戊，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72页。

　　[39]洪迈著:《容斋四笔》卷8《得意失意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701页。

　　[40]《绘图解人颐》卷1《劝学诗》，转引自张邦炜著《婚姻[HunYin]与社会[SheHui]》，第152页。

　　[42]吕祖谦奉敕编:《宋文鉴》卷61丁骘《请禁绝登科进士[JinShi]论财娶妻》，四库本。

　　[43]《隋唐嘉话》卷中，第28页。

　　[45]封演撰:《封氏闻见记》卷3《贡举》，本文采用封演撰、赵贞信校证:《封氏闻见记校证》，北平燕京大学图书馆，1933年铅印本。

　　[46]李肇撰:《唐国史补》卷下，收入《唐五代[WuDai]笔记小说大观》，第193页。

　　[47]参考拙文:《中晚唐五代[WuDai]科举[KeJu]与清望官的关系》，《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1期。

　　[48]《全唐文》卷476沈既济《词科论》，第2156页。

　　[49]见黄永武主编:《敦煌宝藏》第122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1986年，第139页;参考潘重规:《敦煌变文集新书》册下，台北: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研究所印行，1984年，第1198-1199页。

　　[50]《敦煌宝藏》第125册，第393页;参考任半塘著《敦煌歌辞总编》册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558页。

　　[51]王谠撰:《唐语林》卷4《企羡》，第363页。

　　[52]参阅韩国磐:《科举[KeJu]制和衣冠户》，收入《隋唐五代[WuDai]史论集》，第284-293页。

　　[53]《韩愈全集校注·文元和九年·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034-2036页。

　　[54]李正宇:《敦煌学郎题记辑注》，《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1期。

　　[55]《全唐文·唐文拾遗》卷32李郴《唐秘书省秘书郎李君夫人宇文氏墓志铭》，第10731页。

　　[56]《刘宾客嘉话录·正编》，收入《唐五代[WuDai]笔记小说大观》，第803页。

　　[57]曹寅等奉敕辑:《全唐诗》卷239钱起，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688页。

　　[59]《唐摭言》卷8《以贤妻激劝而得者》，收入《唐五代[WuDai]笔记小说大观》，第1648页。

　　○1《隋唐嘉话》卷中，第33页;参考《唐会要》卷83《嫁娶》，第1528页。“七姓十三家”，实际上只有“五姓”，所以唐人往往称为“五姓氏族”、“山东五姓”。

　　○2《五百家注释韩昌黎全集》卷35《韩好好墓志铭》樊注:“元和元年况中进士[JinShi]第，是岁公以好好适况。”不仅如此，韩愈兄孙女婿李干也是进士[JinShi]及第，见《韩愈全集校注·文长庆三年·唐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第2571页。

　　○3《北梦琐言》卷3《陈会螳螂赋》云:“蜀之士子，莫不酤酒，慕相如涤器之风也。陈会郎中，家以当垆为业，为不扫街，官吏殴之。其母甚贤，勉以修进，不许归乡，以成名为期。每岁糇粮纸笔，衣服仆马，皆自成都赍致。郎中业八韵，唯《螳螂赋》大行。大和元年及第，李相固言览报状，处分厢界，收下酒旆，阖其户，家人犹拒之，逡巡贺登第，乃圣善奖训之力也。后为白中令子婿，西川副使，连典彭、汉两郡而终。”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62-63页。

　　○4《下女夫词》，还见于P.2976、P.3893、P.3909、S.3227、S.3877、S.5643、S.5515、S.5949等号文书。

　　○5李正宇认为《下夫词》产生的时间在中和四年至乾宁元年间(883-894)。见李正宇《〈下夫词〉研究》，《敦煌研究》1987年第2期。

　　《厦门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