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处理用心良苦，留下遗憾，也在某种程度上减弱了作品的历史[LiShi]厚重感

　　需要提出的是，新版[XinBan]补写有关傅雷这三篇文章的内容[NaRong]时，作了用心良苦的技术处理，一是对有的文章只提题目而未作内容[NaRong]引用，如《比一比，想一想》；二是将本是传主揭发[JieFa]的讯息用作对其那一时期言行的介绍，亦即置换了材料的性质和用途，如《识别右派[YouPai]分子之不易》；三是引用时有所保留，如文中痛责徐铸成“是有阴谋的，有集团的，以民间报纸花色繁多为名，遂行他办成一张反社会主义报纸的策略，为资产阶级复辟打先锋”，等等，均略而不引。这种选择性引用或屏蔽，足以淡化这些文章尤其是后两篇的火药味。取舍之间，反映了作者仍然存有“为尊者讳”的意图，而其实是大可不必的。这三篇文章，与传主的其它著述一并收入《傅雷文集（文艺卷）》（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年9月），体现了文集编者对历史[LiShi]负责的姿态，也使有心全面了解和深入研究傅雷的读者不难检读。

　　可以说，新版[XinBan]虽然补写了传主的三篇特殊之作，却未能作出全面的引用和准确的解读。而且，其中一文具有明显的揭发[JieFa]作用，作者将之称为“表态性文章”，连“揭发[JieFa]”的字眼也不曾采用，似要避免有损传主的美好形象，实乃多余的曲加回护，反而限制了对“反右”开始后传主内心的准确揭示和深入评析。傅雷那种表面上看似“落井下石”的行为，正是他在那个时空环境里的唯一选择，是一种既自觉又无奈的选择。实际上，历史[LiShi]呈现的事实更为丰富而吊诡。其时，一方面是傅雷在报端撰文揭发[JieFa]、指斥徐铸成的“右派[YouPai]”言行，另一方面徐铸成也在不同时间、场合揭发[JieFa]和责问傅雷。据徐本人的回忆录以及当年的报纸报道，7月5日前某天，徐在北京被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询问平素与谁来往较多时承认与傅雷时相过从；7月5日在新闻工作座谈会上，徐交代受傅雷的思想影响不少（巧合的是，次日《文汇报[WenHuiBao]》上刊出傅雷的《识别右派[YouPai]分子之不易》，曾经无话不谈的朋友经不住政治[ZhengZhi]高压，在京、沪两地同时揭发[JieFa]了对方）；8月22日，徐的长文《我的反党罪行》在报上刊出，其中有一段专讲“同傅雷密商许多问题”。可以想见，彼此的揭发[JieFa]，必定会给对方带来伤害，因为这等于向运动主事者及参加者提供了更多的“右派[YouPai]”罪证。30年后，徐铸成在《“阳谋”亲历记》一文中回忆事情经过时，特别提到傅雷可能因他的交代而要受牵连，“自己追悔莫及”。已在“文革”初期因不堪凌辱而和妻子一同自缢的傅雷如若有知，想必也会发出同样的“追悔”。

　　以今日的眼光看，傅、徐二位在那个特定时期的作为，确实使人格有亏，形象蒙污，很容易让后人不解甚至反感。然而，从上世纪50年代起的历次政治[ZhengZhi]运动，矛头所向，大都对准带着资产阶级“原罪”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从旧时代过来的文化人。每当一场政治[ZhengZhi]风暴刮起时，每个人因为身份、地位、处境尤其是危机感的差异，会对之产生不同的认知和反应，于是便衍生出种种令人或可歌可泣、或啼笑皆非、或大惑不解、或深恶痛绝的情节。他们当中，出于自保的目的和前途的考量，不要说同事、友朋之间揭发[JieFa]、批判成为常态，就是夫妻反目、父子绝情亦比比皆是，那种政治[ZhengZhi]与人性的博弈，实非经历过炼狱般煎熬的人所能想象和体会!为老一辈文化人立传，其中难免涉及的一个方面，正是其平时与同道如何交往，而一旦进入政治[ZhengZhi]生命存亡之际彼此又怎样互动。能否在尊重历史[LiShi]的前提下写好这方面的内容[NaRong]，是一个颇有“中国特色”的课题，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一部传记[ChuanJi]作品的优劣。平心而论，傅、徐的作为在其时其境中并不“出格”，只是未能“免俗”而已。如若作者能够据实写来，和盘托出，必定有助于更清晰地梳理传主在那个时期的思想脉络，也多少能使读者从中窥见人性的嬗变和扭曲，进而体悟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群体所承载的政治[ZhengZhi]高压之沉重。

　　约在10年前，媒体上曾议论过当代文学史上的“修改本现象”，所举事例大都是作者因为政治[ZhengZhi]形势变迁而不得不对旧作进行修改，如小说《红日》删除了一些爱情描写，传记[ChuanJi]《欧阳海之歌》则将主人公学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改成是批判这本政治[ZhengZhi]读物，等等；而后来形势再变，出新版[XinBan]时则又改了回去。有关爱情描写的删存尚可理解，而同一事实在新版[XinBan]中改得截然相反，就成为笑话了。当然，像《傅雷传》的作者这样，为了提高作品本身的质量而进行必要的补充和修改，是无可厚非且完全必要的。1991年11月5日，金梅先生在旧版“后记”中说:“写作这部传记[ChuanJi]，前后经历了将近十年。”而且，“令人欣慰的是，传记[ChuanJi]初稿在河南省《名人传记[ChuanJi]》杂志上连载后，得到了传主哲嗣——傅敏先生的热情肯定，并提供了大量未曾公开的原始材料，以供我进一步补充、修改之用。”那么，为何傅雷的三篇“反右”文章在旧版中未见述及，更无一语引用呢？到2008年中秋，他在新版[XinBan]“自序（修订本）”中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既有意重印这本传记[ChuanJi],我便利用这个机会,将全书修订一遍,补充了一部分先前未曾见过,或是虽曾见过而被忽略,被粗疏地处理了的史料,也改正了初版本中不够准确的一些描述。”按照这一说法，新版[XinBan]补充的傅雷“反右”文章，“或是虽曾见过而被忽略,被粗疏地处理了的史料”。可是，尽管新版[XinBan]就此作了很重要的补写，朝着历史[LiShi]的真实迈出了重大的一步，但因为未能透彻地写出传主与“右派[YouPai]”友人在关键时刻的特殊互动，还是给全书留下了一处遗憾，也在某种程度上减弱了这部传记[ChuanJi]作品的历史[LiShi]厚重感。这十多年来，随着对历史[LiShi]真相的披露和反思更为深入，对名人包括领袖人物的记述和评价也更为全面，甚至出现了对文化老人中所谓“告密”、“卧底”的往事追述，显示传记[ChuanJi]著述的禁忌越来越少。故此，《傅雷传》新版[XinBan]的遗憾，应该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单纯归咎于政治[ZhengZhi]的形格势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