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渊

　　借尸还魂“偷”天下的匈奴[XiongNu]第一人五胡进驻中原[ZhongYuan]，最先问鼎中原[ZhongYuan]的是匈奴[XiongNu]，其始作俑者，便是汉赵国的第一任皇帝刘渊。所谓“刘渊一唱，石勒继响，二帝沉沦，两都倾覆”，《魏书》用了短短的16个字，便再现了西晋灭亡、北方沉沦的历史往昔。刘渊通过借尸还魂的伎俩，如愿以偿地“偷”取了天下，实现了匈奴[XiongNu]在中原[ZhongYuan]的霸业，更完成其先祖冒顿一生未竟的心愿。刘渊的称帝，让中原[ZhongYuan]不再仅仅是汉人的天下，在他之后，五胡诸族如法炮制，粉墨登场，走马灯似的在北国建立起十几个大小不等、实力不一的割据政权。

　　中原[ZhongYuan]以外的民族，可以说无时不在向往着中原[ZhongYuan]的富庶与肥美。中原[ZhongYuan]的文化源远流长，在他们[TaMen]内心，一直是充满着无限的尊崇与渴望，与中原[ZhongYuan]发生联系最早、影响最深的匈奴[XiongNu]，则尤其如此。冒顿实现了匈奴[XiongNu]的鼎盛辉煌，却并未完成主宰中原[ZhongYuan]的超级梦想。匈奴[XiongNu]经历强盛、分裂、归附，最后成为中原[ZhongYuan]的附庸，东汉末年，曹操又“分其众为五部[WuBu]”(《晋书》)，由汉人统管，以弱其势。自此，一直困扰中原[ZhongYuan]的匈奴[XiongNu]问题，得到暂时的解决，匈奴[XiongNu]也进入了一段短暂的、相对平静的历史休眠期。

　　饶是如此，匈奴[XiongNu]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匈奴[XiongNu]部族仍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特别是到了东汉末期，已慢慢接受中原[ZhongYuan]文化的匈奴[XiongNu]，日益繁盛，发展很快。更重要的是，他们[TaMen]心中仍念念不忘先祖昔日的辉煌。看看刘渊起事之前，刘渊的叔祖父，当时匈奴[XiongNu]五部[WuBu]的右贤王刘宣的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自汉亡以来，我单于徒有虚号，无复尺土；自余王侯，降同编户。今吾众虽衰，犹不减二万，奈何敛手受役，奄过百年！”(《通鉴》)其内心，对匈奴[XiongNu]彼时的处境是愤愤不平的。这不是刘宣一个人的想法，他应该代表了当时很大一部分匈奴[XiongNu]人，特别是匈奴[XiongNu]贵族的真实思想。而最终将他们[TaMen]这种理想变为现实的，便是刘渊。

　　刘渊，字元海，生年不详，死于公元310年。堪称冒顿之后，匈奴[XiongNu]族的又一位佼佼者。刘渊外表“姿仪魁伟”，长相不俗。而且“猿臂善射，膂力过人”(《晋书》)，颇有其先祖的遗风。刘渊不但善武，而且能文，他从小很好学，曾“师事上党崔游”，“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而“《史》、《汉》、诸子，无不综览”(《晋书》)，是位充分接受中原[ZhongYuan]文化浸染、汉化程度相当高的匈奴[XiongNu]人。

　　刘渊的父亲本是五部[WuBu]的左部统帅。刘渊继承父业后，“明刑法，禁奸邪，轻财好施，推诚接物”，管理得头头是道，颇有些政治手段，以致当时“五部[WuBu]俊杰无不至者”(《晋书》)，仰慕其名前来归附的人很多。不过刘渊虽有官职，人却一直在洛阳当侍子，也就是人质，才能并不能尽显。这也能看出，当时的朝廷对匈奴[XiongNu]一族，一直是存有防范之心的。西晋末年，外戚杨骏辅佐朝政时，为了拉拢刘渊，又封其为建威将军、五部[WuBu]大都督。八王之乱期间，成都王司马颖掌握实权后，又封刘渊为宁朔将军、监五部[WuBu]军事，但也没让他回到五部[WuBu]故地，而是派他到邺城(今河北邯郸临漳县境内)领兵。

　　匈奴[XiongNu]是成长在马背上的行国，“逐水草迁徙，无城郭常居”(《汉书》)。为了生存的需要，每天与恶劣的环境和凶猛的野兽打交道，这让他们[TaMen]具备了战场拼杀的先天素质。他们[TaMen]民风剽悍，打仗勇猛，而且“利则进，不利则退”(《史记》)，很有些游击的风格，极不好对付，这也是中原[ZhongYuan]一直为之头疼的原因之一。但他们[TaMen]也有自己致命的弱点，就是部众分散，如果没有一个核心人物，很难将他们[TaMen]聚拢起来，形成合力。当年冒顿的强盛，便是部族统一的结果。而刘渊的出现，让匈奴[XiongNu]再次演绎了辉煌。匈奴[XiongNu]虽分五部[WuBu]，相距并不遥远，“皆居于晋阳汾涧之滨”(《晋书》)，也就是现在山西北部一带，这就在客观上给刘渊重新聚拢五部[WuBu]提供了可能。

　　晋末中原[ZhongYuan]大乱，再次给匈奴[XiongNu]创造了机遇，让他们[TaMen]的梦想不再虚幻。匈奴[XiongNu]本就有着挫败中原[ZhongYuan]的辉煌成就，看到中原[ZhongYuan]大乱，于是五部[WuBu]匈奴[XiongNu]开始蠢蠢欲动。刘宣秘密召集五部[WuBu]上层贵族，共同推举刘渊为大单于，并派人秘密通报刘渊。刘渊表面不动声色(这也足见其城府之深)，却暗暗思索如何金蝉脱壳，尽快回到五部[WuBu]聚居地。他曾找过几个理由，比如“请归会葬”(《通鉴》)，要回去奔丧，按说这理由没得挑，但司马颖始终也没答应，可见司马颖对匈奴[XiongNu]问题也是很敏感的。

　　然而百密一疏。八王之乱愈演愈烈，后来幽州都督、安北将军王浚、东瀛公司马腾起兵反抗司马颖，军情紧急，刘渊趁机游说，说可以说服匈奴[XiongNu]五部[WuBu]前来助兵。其时八王混战，兵力不足，便多雇佣五胡的兵力(这也是五胡入主中原[ZhongYuan]的一个客观原因)。当时王浚军中便雇佣了鲜卑和乌桓的兵将，战斗力很强。无奈之下，司马颖只得答应刘渊，没想到却是放虎归山。刘渊一回到左国城(今山西离石东北)，便继位大单于，建国号为汉。一时“胡、晋归之者愈众”(《通鉴》)。从此刘渊打着兴复汉室的旗号借尸还魂，开始了他“偷”取天下的霸业历程。

　　借尸还魂，有点像现在股市中的借壳上市，旧瓶装新酒，也就是三十六计中说的“借不能用者而用之”。刘渊借用的是早已灭亡近百年的汉王朝的“尸”，还复的是匈奴[XiongNu]昔日强盛的“魂”。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吾，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通鉴》)，我们是大汉朝的外甥，娘家人，向来以兄弟相称，兄长死了，弟弟继位，理所当然！

　　之所以说刘渊“偷”天下，是因为他掩盖了攫取天下的野心。一方面，他以汉朝外甥自居，在舆论上占据先导。外甥一说，源自冒顿，“汉高祖以宗女为公主，以妻冒顿，故其子孙遂冒姓刘氏”(《晋书》)。这也能看出，不管匈奴[XiongNu]在军事上如何强盛，在他们[TaMen]内心深处一直对中原[ZhongYuan]是仰慕和崇拜的。匈奴[XiongNu]后世子孙“冒姓刘氏”，能和汉室攀上亲戚，觉得这是很体面的事。既然是汉室的宗亲，那么兴复汉室，主事中原[ZhongYuan]，便是顺理成章之事，在舆论上占据了主导。其实兴复汉室云云，不过是刘渊的鬼话，也没见这个外甥多听舅舅的话。

　　另一方面，刘渊冒用大汉的旗号，在视听上占尽先机。刘渊称帝后建国号为“汉”，也只是想迷惑人心，还煞有介事的“作汉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通鉴》)，大祭汉朝先祖。如此大张旗鼓地作秀，便将抢夺天下的真实用心，变成了所谓的家事纠纷，引开视线，淡化本质。刘宣等人要他干脆称帝，刘渊说“今四方未定，且可依高祖称汉王”(《通鉴》)。刘渊在这上面是花了心思的，他并不是不想称帝，而是在寻找更合适的机会。

　　刘渊之所以煞费苦心的“借尸还魂”，在笔者看来，这是当时的形势需要。匈奴[XiongNu]作为一个曾经与中原[ZhongYuan]为敌的强悍民族，始终受到官方的排斥，他们[TaMen]头脑中固有的思想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江统《徙戎论》)。尽管后来匈奴[XiongNu]衰败，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中原[ZhongYuan]王朝一直害怕匈奴[XiongNu]再兴，而威胁到其政权的巩固；中原[ZhongYuan]的老百姓对匈奴[XiongNu]，也同样持排斥态度，匈奴[XiongNu]是游牧民族，少有农耕，便会经常掠夺、骚扰内地汉人，矛盾经常激化。比如东汉末年，匈奴[XiongNu]“杀略抄掠甚众，北边无复宁岁”(《后汉书》)。又如董卓作乱时，匈奴[XiongNu]“寇掠太原、河东，屯于河内”(《晋书》)。所以，即使在民间，这种胡汉矛盾也依然很深。

　　汉人一直是中原[ZhongYuan]的主宰，是正统。所以刘渊要想实现称霸中原[ZhongYuan]的野心，当时在形势上、条件上并不完全成熟。人们的认识也总会有一个过程。汉人可以和匈奴[XiongNu]杂居相处，共同劳作，然而绝对不会欣然接受一个非汉族统治者的统治，这个“结”很难解开。刘渊要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首先就要解决这些思想问题，最大限度地聚拢人心，才不至于一开始便成为众矢之的。后来随着五胡的大举涌入，执政中原[ZhongYuan]已是家常便饭，人们也就慢慢习以为常了。汉赵国前期叫汉，后期叫赵，不再借用汉室的躯壳，便是这种观念转换的最好的例证。

文章摘自《最历史》

作者：路卫兵 出版社：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