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租界[ZuJie]的总面积不及上海，但是却先后有英、法、美、德、日、俄、意、奥、比9个国家划分过租界[ZuJie]。只是美租界[ZuJie]在1902年并入英租界[ZuJie]，所以人们常说天津有八国租界[ZuJie]。天津租界[ZuJie]的出现，与中国近代三次战争，即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有关。

　　八国租界[ZuJie]的形成

　　从电视剧《潜伏》到《借枪》，天津的租界[ZuJie]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值得专门说说。外国租界[ZuJie]是中国城市历史上的“怪胎”，恰恰是这个“怪胎”，使中国的城市发展史有声有色。

　　现在的人们大多数知道上海的租界[ZuJie]，而知道天津租界[ZuJie]的人就少多了。其实，近代中国有10个城市曾设立过外国租界[ZuJie]，其中只有上海和天津的租界[ZuJie]发展最快，对城市影响较大。

　　在上海，先后有英、法、美三国划分过租界[ZuJie]，后来美租界[ZuJie]并入英租界[ZuJie]，组成公共租界[ZuJie]。所以，上海只有公共租界[ZuJie]和法租界[ZuJie]两个租界[ZuJie]，但上海租界[ZuJie]的总面积却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天津租界[ZuJie]的总面积不及上海，但是却先后有英、法、美、德、日、俄、意、奥、比9个国家划分过租界[ZuJie]。只是美租界[ZuJie]在1902年并入英租界[ZuJie]，所以人们常说天津有八国租界[ZuJie]。上海两个租界[ZuJie]总面积达48000多亩，而天津八国租界[ZuJie]的总面积只有23000多亩。

　　天津租界[ZuJie]的出现，与中国近代三次战争，即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有关。1858年，英、法两国组成的联军从渤海湾进入海河，占领了天津，与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在条约谈判时，英法两国提出开放天津为通商口岸，被清政府拒绝了。1860年，英法联军再次攻占天津，进而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与清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条约中专门有一条规定就是开放天津为通商口岸。

　　开放通商口岸就意味着，签约国可以设立租界[ZuJie]。此时，上海的租界[ZuJie]已经存在了将近20年，西方人从中尝到了甜头。就在英法联军占领天津期间，两国擅自划分了各自的租界[ZuJie]。租界[ZuJie]选址在距离天津老城大约2公里的海河岸边，东临海河，西界陆路连接渤海的大沽路。参与划分租界[ZuJie]的除了英国领事，还有后来以镇压太平天国而闻名的戈登。他当时还只是一名工兵上尉，勘测土地是他的本行。上海租界[ZuJie]的划分是外国领事与清政府海关道谈判的结果，而天津租界[ZuJie]的划分，却是西方列强趁军队占领的机会擅自划分的。英国人只是用一纸照会将租界[ZuJie]划分的结果通知了清政府，连合同都没有订立。几年后，在英租界[ZuJie]的南面又出现了一块美国租界[ZuJie]，面积比英法租界[ZuJie]小。租界[ZuJie]的划分同样也没有订立任何条约或合同。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借战争胜利之机，也在天津划分了他们的租界[ZuJie]。他们可能以为与中国人的关系更近，所以租界[ZuJie]选在法租界[ZuJie]与天津老城之间。随后，德国人借口他们和法、俄两国一起“干涉还辽”有功，也要求在天津划分一块租界[ZuJie]。于是，在美租界[ZuJie]的南面又出现了德租界[ZuJie]。这四国租界[ZuJie]都分布在海河的西岸。

　　1900年爆发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再次占领天津。参加联军的各西方国家又趁机纷纷在天津划分本国租界[ZuJie]。此前在天津没有租界[ZuJie]的国家，都是将本国军队占领的地方划为租界[ZuJie]。俄国军队占领了老龙头火车站(今天的东站)，就在车站周围划分了很大一片地区设立俄租界[ZuJie]。意大利和奥匈帝国(当时还没有奥地利)则把他们的租界[ZuJie]设在俄租界[ZuJie]的北面。比利时并没有参加八国联军，该国驻华公使也提出在天津设立租界[ZuJie]，清政府竟然同意了。于是，在海河东岸，日法英德四国租界[ZuJie]的河对岸，又出现了奥意俄比四国租界[ZuJie]。而日法英德四国租界[ZuJie]也都借机扩大了各自的租界[ZuJie]。只有美国，因为政府主张“门户开放”政策，放弃了本国租界[ZuJie]，美租界[ZuJie]便有条件地并入了英租界[ZuJie]。这片被称作“英租界[ZuJie]南扩充界”的原美租界[ZuJie]，就是现在天津的“小白楼”商业区。

　　“北京是前台，天津是后台”

　　这八国租界[ZuJie]都有各自的市政制度和市政机构，也有各自的警察(当时称巡捕)。租界[ZuJie]之间有明确的界线，大都形成一条街道。人们平日可以在各租界[ZuJie]之间穿行，但是在法律和行政管理上，各租界[ZuJie]是独立的。黄包车在不同租界[ZuJie]之间拉客，要在每个租界[ZuJie]都缴纳车捐。租界[ZuJie]巡捕或华界警察不得越界抓人，罪犯逃入租界[ZuJie]需要通过引渡程序才能抓捕。于是，就出现了两种现象。其一是，利用租界[ZuJie]的特殊环境从事刑事犯罪，作案后跑过一条街就进入另一国租界[ZuJie]，巡捕很难及时抓捕。另外一种现象，就是租界[ZuJie]成为“政治犯”的避难所。

　　民国以后，被打败遭通缉的军阀、北洋政府下台的官僚，以及主张复辟的满清亲贵、遗老遗少们，跑进天津租界[ZuJie]，如同到了外国，不仅人身安全，更可以恣意享乐，还可以策划阴谋，伺机重新上台。所以，便有了“北京是前台，天津是后台”的说法。民国北洋政府时期的五大总统、国务总理以及许多总长们、各派军阀头目，大都在天津租界[ZuJie]购置房产，甚至不止一处，以备随时进住。当时，北京政局一发生变故，前门火车站就热闹起来，下台的大人物赶紧往火车站跑。如果来不及上火车，就先躲进外国使馆区(东交民巷，离前门火车站很近)，再寻机乘火车逃走。乘上火车，两个小时到了天津位于租界[ZuJie]地区的老龙头车站，就保证安全了。同时，会有另一些官僚从租界[ZuJie]豪宅走出来，从老龙头车站登车扬眉吐气地到北京上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