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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借枪》谈天津租界:寓公房产投资不计成本--中国年鉴网(2)
现在到天津转转，会发现这里既有孙中山住过的地方，梁启超的寓所“饮冰室”，也有张勋、溥仪、“东陵大盗”孙殿英隐居的豪宅。据统计，民国时期曾在天津租界[ZuJie]寓居的名人多达五百。他们被称作“寓公”，形成了一个“寓公阶层”。
“寓公”们大都把他们当权时攫取的钱财投资租界[ZuJie]购置房地产。天津的“小洋楼”实际上很多就是军阀官僚们用“贪”来的钱盖起来的。他们建的洋楼大多不是由建筑公司统一设计，而是请外国建筑师单独设计，独立施工，所以往往标新立异，一幢洋楼一个样，形成了保留至今的天津“小洋楼”。
“寓公”们的投资对租界[ZuJie]有利，所以吸引他们投资房地产是各租界[ZuJie]当局很乐意做的事。许多租界[ZuJie]在最初规划时，也曾划分出外国人居住区，不准华人居住或拥有土地。但是，民国以后这些规定或明确取消，或名存实亡了。“寓公”们不计成本的房地产投资，又有富有商人、买办的加入，使租界[ZuJie]得以繁荣起来。
有效规划与管理使租界[ZuJie]别具特色
租界[ZuJie]繁荣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有效的施政和管理。各国租界[ZuJie]往往是按照本国的城市管理模式，再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制定租界[ZuJie]的市政制度和管理方式。因为上海租界[ZuJie]形成早，上海租界[ZuJie]的管理模式也对天津租界[ZuJie]有很大的影响。
天津各国租界[ZuJie]的管理方式各有不同。以实力最强的英租界[ZuJie]为例。天津英租界[ZuJie]实行侨民自治式管理。租界[ZuJie]的基本制度遵循的是《市政章程》。这个《市政章程》从1863年制订，以后多次修订，可以说是租界[ZuJie]的“宪法”。租界[ZuJie]的最高立法机构是“纳税人会议”。“纳税人会议”每年起码要召开一次年会，还可以依法举行特别会议。会议内容是通过投票表决有关租界[ZuJie]的“大事”，选举主持日常工作的“董事会”(董事会这个词是早年的翻译，按原意应当是常设“市政会”)。纳税人年会要表决通过工部局的财政预决算，当年的税收多少和如何花的，下一年度如何收税如何使用，这是纳税人最关心的。当时还没有实行普选制，只有纳税额达到一定标准的才有权出席纳税人会议和有表决权。租界[ZuJie]日常的行政机构是“工部局”，“董事会”是工部局的领导者，其成员大都是大洋行的经理或能影响租界[ZuJie]事务的名人。如担任天津海关税务司的德璀琳就多年入选董事会并担任主席。工部局的日常工作人员(包括秘书长，或可称租界[ZuJie]的“市长”)是用纳税人的钱雇用的，职责就是执行纳税人会议的决议和“董事会”的指示，是“公仆”。《借枪》中出现的法国巡捕就是租界[ZuJie]的警察。租界[ZuJie]巡捕大都有洋捕和华捕之分。巡捕房的为首者大都是租界[ZuJie]本国人，华人往往只能被雇用做最低等级的巡捕。英租界[ZuJie]还雇用印度“锡克人”做巡捕，法租界[ZuJie]也雇用“安南”人(即越南人，当时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做巡捕。有效的规划和行政管理，使得各国租界[ZuJie]形成了不同的特色。英租界[ZuJie]设立最早，面积最大，各大洋行、银行大都聚集在英租界[ZuJie]的“中央大道”维多利亚道上。最豪华的住宅区也在英租界[ZuJie]，如今天我们称其为“五大道”的住宅区就是。同样成为高级住宅区的还有意租界[ZuJie]。这是因为意租界[ZuJie]最初规划定位明确，就是要建成上层居住区，为此规定主要道路两旁不得开设商店等，以保证居住环境的安宁。这就吸引了大批民国“寓公”去意租界[ZuJie]“隐居”，梁启超的寓所就在意租界[ZuJie]。法租界[ZuJie]和日租界[ZuJie]，由于最早通了电车，与老城区交通便利，吸引了大批本城的中国人，到二三十年代便形成了最繁华的商业区，今天的和平路，就是昔日穿过日、法租界[ZuJie]的电车道，商业区形成在电车通过的街道，成就了繁华至今的商业街。法租界[ZuJie]连接英租界[ZuJie]维多利亚道的大法国路上，是大银行聚集的金融区，最大的华资银行之一——盐业银行，就在大法国路的一侧。
《借枪》主要事件的发生地，设计在法、日租界[ZuJie]的交界处。巴尔扎克公寓是虚拟的，日侨俱乐部，按照作者的说法，是假设在位于日租界[ZuJie]宫岛街(今称鞍山道)上的“大和公园”。当然，即便从法日租界[ZuJie]交界的秋山街(今称锦州道)到“大和公园”，也要隔着四个街区。那条街上也没有很高的建筑，用歪把子机枪是很难打到的。当然，虚虚实实的文学创作，使历史充满了乐趣。实际上，那个年代在天津曾经发生过多次成功的刺杀事件，刺杀的对象多是汉奸，事件发生地都在租界[ZuJie]。最著名的就是刺杀伪华北联合准备银行天津支行经理程锡庚，刺杀地点在英租界[ZuJie]的大光明电影院。这个刺杀案引发了英日之间的外交交涉，案件本身却扑朔迷离，成为历史的疑案。
(作者为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