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益发合”是“京东刘家”也就是“老呔帮”的创始家族在光绪八年投资18000吊创办的大车店，附设了油坊、磨坊、粉坊和豆腐坊，并开设粮米铺，零售油酒米面和杂货。“益发合”第六代传人刘益旺老人，在早些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对当年[DangNian]往事记忆犹新。

　　他说，在他的印象中，清末的时候，东北[DongBei]币制异常混乱，长春又是东北[DongBei]中部的商业中心、交通中心，以及日俄势力的交锋地，因此钱庄业非常兴盛。看到此商机，光绪三十年，“益发合”又设立了益发钱庄，后来又将发展目光转向实业，先后在长春、四平、青岛等地开设制油厂、制粉厂、织染厂等。1921年至1932年这12年当中，“益发合”累计盈利714.25万元（银元），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

　　至于行走蒙古[MengGu]的“张库帮”几乎与“老呔帮”同时步入辉煌期。据史料显示，在“张库大道”上经营的河北[HeBei]商户，清初有80家，道光年间是260家，同治年间多达1027家。到了民国初年，仅大境门外的店铺就达1500多家。当年[DangNian]，“张库大道”最高贸易额达1.5亿两白银。

　　相比“老呔帮”、“张库帮”，“冀中帮”所取得的成就同样斐然。安国支撑了全国78%的药业，与京城的“同仁堂”坐上了一条船；辛集承载了90%的皮毛业；沧州丁德山三兄弟创建了“东来顺”；冀州杨德山创建了“全聚德”；大厂铁百万成了京城珠宝玉器行响当当的大老板。再如，天津的食品三绝—— “狗不理包子”、“耳朵眼炸糕”、“十八街麻花”，其始创者都是地地道道的河北[HeBei]人。据说，天津城里竟也有个“小冀州”，商家林立，买卖兴隆。

　　利润要紧，却不是唯一目的

　　有种说法，冀商之所以能够成功，很大程度在于其“文商并举、培养人才”的独特商道。冀商一般出身贫寒，尤其是“老呔帮”，不少人还是文盲，有的只读过一两年私塾。在经商[JingShang]实践中，他们都深切地感到没有文化的苦处，因此在发迹后，纷纷立下誓愿，决心捐资办学。哈尔滨的“同记”老板武百祥就曾提出，“公益要丰，私用要廉，捐资办学，培养英才。”

　　上世纪初叶，“老呔帮”每年都要将数千万银元捐于教育。上世纪30年代初，乐亭县的商人[ShangRen]们在家乡捐资办起了164所中小学，遍及城乡各地，到解放前乐亭全县有4720名大专毕业生、76名留学生，其中绝大多数都在这些学校受过启蒙教育和基础教育。乐亭县更是拥有了“文化县”的美称，据考证，只有不到50万人口的乐亭，在解放后走出了9位院士、20多位将军，其他行业的专家精英也是数不胜数。

　　至于那些在北京琉璃厂经营古旧书业的河北[HeBei]商人[ShangRen]，其“文商情怀”就更重了。当年[DangNian]，琉璃厂共设书铺237家，而属于冀商的就占111家之多，直到1956年前，琉璃厂最大的三家书店，都是由河北[HeBei]人经营的。至今，仍坐落在琉璃厂的“来薰阁”便是这“三家”之一。

　　起初，“来薰阁”不过是间经营不善的小书店。闯京城的冀商陈济川接手后，他提出“以书会友”的经营之道，专门僻出后院供文人学者们小坐饮茶，谈书论道。当年[DangNian]的很多专家教授都和他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己。“来薰阁”的生意也渐渐兴旺。

　　陈济川之所以能和文人交上朋友，还在于，他作为商人[ShangRen]，却把财富看得很轻。据说，当年[DangNian]陈济川听人讲，一个天津人藏有一套《忠义水浒传》，1589年刻版，罗本纂修，李贽评阅，甚为珍奇。他立即派人去天津，以5两黄金重价购得，作为“镇店之宝”摆于店内，珍视程度可见一斑。然而解放后，在著名作家郑振铎的引荐下，陈济川却无偿将这部价值连城的古书捐赠给了北京图书馆。

　　陈济川的这种“淡泊”，被一些人称作冀人经商[JingShang]的共性——利润要紧，却不是唯一目的。就曾有人分析说，晋商[JinShang]将经商[JingShang]视为“命”；徽商[HuiShang]视之为“路”，也就是抵达理想的唯一通道。而冀商呢，只把经商[JingShang]作为养家糊口、实现人生价值的“事”，做事，则只求无愧于心。心态放平，自然就少了“利益至上”的强硬姿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