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气节而战

　　当然不能否认，有些文人[WenRen]在大敌当前的时候，的确表现出了可歌可泣的勇气和高风亮节，但是他们并不真正懂得军事[JunShi]，如明末史可法守扬州，虽然他是忠臣，却可惜并非名将，以军事[JunShi]观点看，他当时的部署是完全失败的。所谓“临危一死报君王”，死节便是失败的文人[WenRen]主战派能免于愧疚和指责的最后避难所。

　　当包括中国[ZhongGuo]在内的世界各国进入现代文明之后，文人[WenRen]仍然在政府里占据统治地位，仍然可以对军事[JunShi]指手画脚，把将军们调理得团团转。他们主战的情绪往往在军事[JunShi]和政治上掣肘武将[WuJiang]。因为其看待军事[JunShi]问题的角度是非技术层面，而往往是道德层面的，常常使军事[JunShi]行动更缺乏回旋余地，例如江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时，虽然守势有利，但迫于被指责为“卖国求和”的压力，不得不采用军事[JunShi]冒险进攻，结果遭致惨败。

　　1962年中国[ZhongGuo]与印度发生边境冲突时，虽然印度内部资深的将领普遍不赞成和强大的中国[ZhongGuo]开战，但总理尼赫鲁受到议员们狂热爱国情绪的煽动，并屈服于这种压力而不得不执行“前进政策”。而当印军溃败后，新德里又一片恐慌，先前好战[HaoZhan]的议员们纷纷指责印军将领的无能，先前他们不肯多拨预算给军方，而此后则“几乎想要多少就给多少”。主战的文人[WenRen]在战前指责武人怯懦;战败后又指责武人作战不力——不独印度如此，甲午战争[ZhanZheng]中的晚清“清流”也是如此。

　　天真的文人[WenRen]

　　文人[WenRen]何以主战大概有以下几种原因：一、认为军事[JunShi]将领不值得信任，没有气节;二、不能从纯军事[JunShi]技术的角度考虑战略，坚信战争[ZhanZheng]中意志比物质重要;三、多数未经历战争[ZhanZheng]，不理解战争[ZhanZheng]的残酷程度。

　　1867年，当普鲁士的铁血宰相俾斯麦谈到“一次德法战争[ZhanZheng]在不太远的时间内就会发生”时，曾不无讥讽地暗示他的一些同胞过于狂热地鼓吹民族荣誉，以驱使人上战场，但战争[ZhanZheng]其实远比他们想像的要残酷，“要是任何时代的外交大臣都追随其最高统帅去出征，历史上的战争[ZhanZheng]就一定会少一些。”

　　俾斯麦所讥讽的，正是文官对军事[JunShi]的无知。“许多文官政府对于本国的军事[JunShi]潜力究竟有多大，几乎是不了解的，对于他们所要发动的战争[ZhanZheng]在军事[JunShi]上应具备哪些条件又几乎是漠不关心的；而军人们却一次又一次地被这些文官政府的野心、冲动和失策投入到战争[ZhanZheng]中去。”

　　法国大革命时期战争[ZhanZheng]刚爆发时，微分几何之父加斯帕·蒙日登上雅各宾俱乐部的讲坛，慷慨激昂地宣布将自己的两个女儿许配给最先受伤的两个士兵，他要看到贵族们的人头落地，等等。但实际上他却是十分文弱的书生，不要说看人头落地，他甚至不愿意人们当他的面杀一只鸡。纳粹党卫队头子希姆莱在纳粹德国时期主持灭绝犹太人的计划，但他在东欧参观一次枪决现场时却呕吐起来，并说厌恶看到鲜血，希望以后以略微不那么恐怖的方式处决之——于是有了毒气室。

　　20世纪60年代末期，日本兴起“海军热”，因为日本陆军在二战中的残忍，不论是对敌人，还是对本国人民，都成为可怕的象征，而看起来不那么血腥的海军却代表着传奇浪漫的梦想。同样，坐在飞机上扔炸弹的人，心理肯定没有当面用刺刀杀死一个人所受的冲击大。这也是人的本性之一：当远离杀戮现场时，对这种行为就变得麻木起来，伤亡只有数字上的意义了。(据《大科技》，题图为电影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