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ZhongGuo]内地由于法律意识薄弱，甚或是明知侵权不对，但利益在前之际，不少人都罔顾法律，从事多行业的盗版[DaoBan]活动，从书籍到电影、音乐、名牌衣物、皮具、玩具等到所谓“山寨手机”等等之类，范畴之广，多不胜数。最大目的自然是非法地牟取金钱利益。前些日子，凤凰卫视清谈节目《锵锵三人行》谈到某些中国[ZhongGuo]作家针对百度文库的侵权问题时，出席的嘉宾、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主任许子东说：“其实，中国[ZhongGuo]古代并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那个时代的古人都巴不得自己的文章传诵天下、家喻户晓，你翻版他的书，他还求之不得哩！”（大意）。其实，许子东此言差矣，因为在中国[ZhongGuo]古代不但早就有了版权意识，而且还实施了版权保护[BaoHu]，保留自己利益，以防别人盗版[DaoBan]。

　　当中国[ZhongGuo]发明了雕版印刷技术以后，因为普及了出版业，便令书籍生产成本大为降低，从而转化成都市商品。因此，唐代就曾出现盗版[DaoBan]现象。到了宋代，盗版[DaoBan]之风愈演愈烈，给书籍经营者造成很大损失。

　　为了保护[BaoHu]本身利益，出版商[ChuBanShang]开始寻求有别于普通财产的特殊保护[BaoHu]。宋代程舍人在其刻印的《东都事略》目录后有长方牌记云：“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复版。”意思十分明确，即是本书是由其本人所出版、发行，并已上报相关部门备案，任何人不得复制、翻印。这是有文字记载发现的对版权实施保护[BaoHu]的文字，表明出版商[ChuBanShang]（或作者）力图独占著作权益，版权观念萌芽。宋代段昌武在他的《丛桂毛诗集解》三十卷在国子监登记有“禁止翻版公据”。亦即是已注册在案，并含有法律保护[BaoHu]了。该出版商[ChuBanShang]（或作者）段昌武还提出“禁止翻印理由”：其一是，“平生精力，毕于此书”；其二，“一话一言，苟足发明，率以录焉”；其三，“校雠最为精密”；最后理由、也是最重要的理由是：若其他出版商[ChuBanShang]嗜利盗版[DaoBan]“则必窜易首尾，增损意义。”为此，他特地向国子监给付“执照”，以证明是其“发明”，禁止他人翻版，并赋予该出版商[ChuBanShang]对其他盗版[DaoBan]者“追版劈段，断罪施行”的权力。可见这位段昌武先生对本身著作的出版物极之珍视，绝不给予别人任何觊觎之隙，版权保护[BaoHu]意识甚强。

　　不过，一千多年前的宋代，对这种版权保护[BaoHu]申请的许可只是属于官府的行政庇护，非来自于制度性保护[BaoHu]（也不可能）。这种版权保护[BaoHu]也只出自个别的、局部的、区域性的（如只属国子监可随时监控范围地区之内），不大可能大规模地进行推广。因此，至后来像《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和《水浒传》等四大名著出现后坊间大量印行，当然是因为先是其可读性甚强而获民间所爱，后才有种种版本的出现。也许，在中国[ZhongGuo]这个传统文化上从来缺乏法治、法理意识的国度，这四大名著得以最广泛地流传，也就与此有关了。或者，这种现象令许子东有此一说法，正是如此吧！(列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