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2月在上海[ShangHai]苏州河旁贫民窟晾晒衣服的女人。图片来源：《上海[ShangHai]1949 一个时代的结束》

　　刚刚看到1948年4月18日的《申报》，说天津[TianJin]城里有一家廉价旅社[LvShe]，客房中间打通，没床，没电视，没沙发，只有沿四面墙根儿挖空的几十个窟窿，晚上民工[MinGong]来住，把身子放进窟窿里，头留在外面，小伙计拿着大铲往窟窿里填沙子，填实之后，再把留在外面的脑袋埋上，只留口鼻在外。这样住宿相当危险——有那睡觉不老实的哥们儿，梦里一个大翻身，沙子塞了口鼻，顿时呼吸困难，窒息而死，天明时，小伙计得往外抬尸体，这才叫竖着进来横着出去，一个大活人就这么“睡”死了。

　　民工[MinGong]之所以住这种廉价旅社[LvShe]，不是因为[YinWei]他们[TaMen]不怕死，当然更不是因为[YinWei]他们[TaMen]发神经想体验生活，而是因为[YinWei]没钱，租不起房子，也住不起像样的旅社[LvShe]。当时天津[TianJin]是大城市，又有租界，前清遗老和下野军阀都拿这座城市当世外桃源，许多有钱人纷纷来定居，搞得天津[TianJin]人口骤增、房价陡涨。《丙寅天津[TianJin]竹枝词》里唱道：“租界街基价倍腾，房金移转即加增。更多阔佬营三窟，土木工程日日兴。”房价越来越高，房租越来越贵，房地产市场越来越火爆，而广大农民工[MinGong]和市井贫民只能望房兴叹，白天卖命换饭吃，晚上掏两个大子儿，让旅社[LvShe]的伙计把自己埋进沙子里防寒保暖。

　　居住成本高的城市不止天津[TianJin]，上海[ShangHai]更是典型。跟天津[TianJin]比，上海[ShangHai]租界更多，更安全；而且商业更火，更发达。所以鲁迅、茅盾等文豪涌向上海[ShangHai]，丁玲、柔石等文青也涌向上海[ShangHai]，有钱的宁波富商和有枪的北京军阀就更不用说，他们[TaMen]狡兔三窟，几乎都在上海[ShangHai]公共租界或者上海[ShangHai]法租界或者临近租界的北四川路附近置有产业。大批富人聚集在上海[ShangHai]，大批穷人也到上海[ShangHai]淘金，拾荒者、包身工、苏南妓女和东北流氓蜂拥而至，在民国前期的十几年间让上海[ShangHai]的人口密度翻了几十倍。以公共租界为例，不到6000英亩的土地，竟然住了100多万人口，每平方公里近5万人，是今天上海[ShangHai]中心城区人口密度的5倍！人口多，房子少，房价房租肯定飞涨，“有钱人”如鲁迅，还能租一所独门独户的公寓，广大白领只能跟人拼租。于是普普通通一所石库门宅子，客厅住一家，厨房住一家，楼梯口住一家，阳台（当时称之为亭子间）住一家，大一些的卧室，中间隔几块木板，可以住四五家，楼房左右厢接出几块坡屋顶，用硬纸板一围（当时称之为灶板间），又可以住几家。热播电视剧《蜗居》中出现的多家拼租一套房的镜头，其实早在民国时就已经实实在在地演过一回了。

　　当时上海[ShangHai]外来民工[MinGong]的居住条件更惨，他们[TaMen]连跟人拼租的钱都拿不出，自己找空地搭建简易房。今天上海[ShangHai]天目中路以北、大统路以西，原有一块占地90亩的垃圾场，民工[MinGong]们从家乡运来毛竹、芦席和篾片，把毛竹烤弯，插在地上，搭出一个半拱形的架子，上面盖上芦席，用篾片一拴，向阳的一面割出门来，地上铺块烂棉絮，就是一家人的住所。这种简易窝棚俗称“滚地龙”，高度仅到成年男子的腰部，进进出出必须深弯腰。上海[ShangHai]多雨，夏天河水上岸，家家户户泡在臭水之中，一时屎尿遍地，瘟疫四起。

　　我大学时住简陋宿舍，心有不平，后来见到更简陋的旅社[LvShe]，心就平了。现代民工[MinGong]住简陋旅社[LvShe]，心有不平，他们[TaMen]要是见到民国时天津[TianJin]民工[MinGong]每夜都被活埋的惨状，估计心也会平的。当年上海[ShangHai]小白领跟人拼租一套房，心有不平，想到那么多穷苦农民只能挤在窝棚里泡臭水，应该也会好受一些。当我们对现状有所不满时，不妨想想比我们更差的那些，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痛苦立马减少，这就叫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

　　但是我们必须警惕这种精神胜利法，因为[YinWei]它只能麻痹精神，不能改进现状。同时我们还必须要警惕那些劝告我们“乐天知命”、“安贫乐道”、“知足不辱”、“学会感恩”的所谓精英，因为[YinWei]这些劝导别人安住蜗居的人本身都不住蜗居，正如整天歌颂劳动之美的人自己都不劳动。

　　李开周，专栏作家，著有《千年楼市》、《食在宋朝》、《祖宗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