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衣食住行等维持生命的基本需求全部由政府分配，这是苏联[SuLian]在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采取的经济[JingJi]政策，称作军事共产主义。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时期，苏联[SuLian]遭遇严重的粮食危机。在一次会议上，时任粮食部长的瞿鲁巴突然昏倒，他是饿晕的。作为主管粮食的最高官员，却没能填饱自己的肚子，这样下去队伍没法带了，列宁当即指示设立“疗养食堂”。“疗养食堂”就是“特供[TeGong]”的最早起源。

　　“疗养食堂”只能让一部分人先饱起来，“疗养食堂”之外的惨象，由中国报纸派驻莫斯科的特约记者瞿秋白忠实地记录下来：“一堆一堆饥疲不堪的老人幼童倒卧道旁，呻吟转侧。竟有饥饿难堪的农家，宁可举室自焚。还有吃死人肉的呢。”苏联[SuLian]饥民甚至影响到中国社会的稳定，穿越边境的苏联[SuLian]难民中间混杂着数不清的武装分子和间谍，面对这种严峻形势，中国各界捐款捐粮，合力组织“俄国灾荒赈济会”，集粮数百车过境救济俄国灾民无数。李大钊和彭泽湘等人最初都是以“俄国灾荒赈济会”的名义奔赴苏联[SuLian]的。

　　1920年列宁实施新经济[JingJi]政策，恢复市场交易，经济[JingJi]形势得到改善，但是斯大林打倒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之后，终止新经济[JingJi]政策，开展农业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运动，后来被称作斯大林模式。斯大林模式虽然是从新经济[JingJi]政策朝军事共产主义的方向倒退，但没有完全回到军事共产主义体制。斯大林模式主要是政府全盘控制生产环节，而在分配环节则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特供[TeGong]体系，一部分是普通商店。

　　特供[TeGong]商店商品丰富，价格与国际接轨，普通商店不仅价格高，而且长期短缺，有钱买不到东西。二战后，苏联[SuLian]的生产效率一直在提高，但是国民生活水平改善缓慢，因为庞大的特供[TeGong]体系霸占了经济[JingJi]增长的大部分成果。

　　勃列日涅夫特别推崇主管意识形态的苏斯洛夫说的一句话：“干部[GanBu]队伍的稳定是成功的保障。”特供[TeGong]体系下，特权与职务挂钩。为维护干部[GanBu]队伍的稳定，干部[GanBu]通常只升不降，升到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便终身任职不用退休。领导干部[GanBu]终身制，堵住了年轻干部[GanBu]的晋升通道，为了调动年轻干部[GanBu]的积极性，不得不增设机构以增加领导岗位，到上世纪70年代末，苏共中央直属的部级机构达到了20个之多，其中大部分与政府机构重叠。特供[TeGong]系统不仅按级别照顾领导干部[GanBu]，而且扩大到他们的家属，形成庞大的特权阶层。

　　特供[TeGong]不仅要满足特权阶层的消费需求，而且是黑市商品的主要来源。苏联[SuLian]的特供[TeGong]体系也不局限于特供[TeGong]商店，而是深入到了服务业，医疗保健、子女教育、休闲旅游自不必说，连空姐和飞行员都是特供[TeGong]的。特供[TeGong]系统稳定了干部[GanBu]队伍，但是特供[TeGong]机制对经济[JingJi]增长毫无贡献，而且负担越来越重。当家人知道状况不可持续，70年代末，苏联[SuLian]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和他的助手起草了一份关于经济[JingJi]改革的报告，在领导层引起特供[TeGong]受损的担忧，结果柯西金的助手被撤职。等到戈尔巴乔夫接手的时候，苏联[SuLian]经济[JingJi]已是沉疴难起。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体制改革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是他最初也是从经济[JingJi]领域开始改革的，只是没有成效。在1985年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说：“决定国民经济[JingJi]发展主要方向的，不是市场，也不是自发力量，而首先应当是计划。同时，应当对计划工作采取新的态度，积极采用经济[JingJi]杠杆，为发挥劳动集体的主动性提供广阔天地。”不作私有化改革，不准许个体经营，不开放外商投资，仅仅扩大国有企业主权，实行工人选厂长的所谓“民主管理”，这些措施导致生产效率下降。适逢国际石油价格下跌，发钞失控，以致通货膨胀愈演愈烈。这才不得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以舒缓社会压力。

　　在特供[TeGong]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苏联[SuLian]领导层所能想到的改革方向，是把自己熟悉的特供[TeGong]体系扩大，希望最终把工人阶级也囊括进特供[TeGong]体系中去。不过，历史没有让这个目标最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