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1911年：中国大革命[GeMing]》，马勇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清廷在政治[ZhengZhi]变革方面的让步当然有袁世凯的推动，不过也必须承认，清廷的这些宣示其实是当时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共同期待，甚至可以说是中国的必由之路和前进方向。就此而言，南方的兵变、哗变，对于清廷打破守旧势力的封锁，为政治[ZhengZhi]变革打开一条血路，还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由此还必须说，清廷这个重要宣示的推手，还不仅仅来自袁世凯一系，可能还有诸如滦州兵谏事件的影响。

　　所谓滦州兵谏，就是驻守在滦州的新军第二[DiEr]十镇官兵基于义愤和大义所发动的一场军事哗变，其政治[ZhengZhi]诉求与湖北[HuBei]新军的哗变有所不同，而是要求清廷立即实行君主立宪，这一点与袁世凯当时的政治[ZhengZhi]立场完全一致。但是不知为什么，在过去许多年，史学界许多人都认为滦州兵谏的政治[ZhengZhi]诉求是革命[GeMing]，是排满，是共和，而滦州兵谏的主要领导人吴禄贞被杀害，也被说成是袁世凯的阴谋和指使。现在冷静观察重新阅读相关史料，就会发现这一事件可能还不那么简单，可能还有重新思索的空间。

　　滦州兵谏的主要领导人还有张绍曾和蓝天蔚。张绍曾生于1879年，时年三十二，河北大城人，原为天津武备学堂学生，后被保送至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一期炮科，毕业时名列第一，回国后任北洋第三镇炮兵标统。1905年入直隶督练公所教练处任总监督。1910年随贝勒载涛出洋考察欧美陆军，归国后转任陆军贵胄学堂监督。少年权贵载涛、载洵等算张绍曾的学生，这也是张绍曾在朝廷[ChaoTing]层面的重要人事资源。1911年，张绍曾调任新军第二[DiEr]十镇师统制，驻守沈阳、新民一线。武昌[WuChang]起义发生后，奉命入关，驻扎滦州。

　　蓝天蔚生于1878年，时年三十三，湖北[HuBei]黄陂人。初就学于湖北[HuBei]武备学堂，1899年以优异成绩被张之洞选派送日本士官学校深造，并在那里与张绍曾、吴禄贞结识。1903年，蓝天蔚奉命回国，任将弁学堂教习，因与吴禄贞等人过从甚密，遂被军方高层怀疑，蓝天蔚愤而辞职。旋经吴禄贞推荐，再度赴日考察军事，并从湖北[HuBei]新军中挑选五十名优等生随行。日俄战争爆发后，蓝天蔚甚为愤慨，出面组织中国学生成立义勇队，任队长，帮助日本抵抗俄国。

　　与张绍曾、吴禄贞的情形一样，由于中国处在政治[ZhengZhi]发展的十字路口，好学深思的蓝天蔚对于各种思想学说都有浓厚兴趣，他与湖北[HuBei]籍的刘成禹、李书城等人组织同乡会，并创办留日学生第一个以省份命名的进步刊物《湖北[HuBei]学生界》，以输入东西洋各国进步学说唤起国民精神为己任。回国后出任第二[DiEr]混成协统领，驻守奉天。

　　吴禄贞生于1880年，时年三十一，湖北[HuBei]云梦人，经历与蓝天蔚相似，1896年从军，1898年被张之洞选派送赴日本学习军事。据说，吴禄贞也受孙中山思想的影响，秘密加入同盟会，以推翻清廷为己任。这个说法的可信性其实还值得讨论。

　　从个人性格品行上说，吴禄贞又与蔡锷有着相似之处，只是吴禄贞个头瘦小，但其谈吐不凡，做事专断，性格豪迈，不愿被别人领导，有着很强的领袖欲。广结天下英雄豪杰，花钱如流水，风光无限，喜欢美女，纳娼为妾。或许因为这个爱好，吴禄贞与蔡锷被一些雅士文人讥为“南蔡北吴”。

　　吴禄贞留学归国后，在军界的发展一帆风顺，先任中央练兵处训练科监督，后随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赴奉天，任军事参议，旋任延吉边务帮办，后升任延吉边务督办、陆军协都统。1910年奉调回京，出任镶红旗蒙古副都统，前往德国、法国考察军事。回国后调任陆军第六镇统制。

　　张绍曾、吴禄贞、蓝天蔚三人在日本留学时深相结纳，成绩突出，志趣不凡，被誉为“士官三杰”。他们[TaMen]虽然在那里受到孙中山思想的影响，与湖北[HuBei]籍的革命[GeMing]者像刘成禹等人来往，然而不管怎么说，他们[TaMen]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革命[GeMing]者，更不是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那样的职业革命[GeMing]家。他们[TaMen]作为清政府官费选送的军事留学人员，他们[TaMen]对朝廷[ChaoTing]依然有着无比期待和基本忠诚，他们[TaMen]后来之所以挺身而出进行兵谏，与其说是对武昌[WuChang]起义的响应，不如说是对武昌[WuChang]起义的回应，因为他们[TaMen]兵谏的政治[ZhengZhi]诉求并不和湖北[HuBei]军政府以及独立各省的要求相一致，而是要求朝廷[ChaoTing]遵守君主立宪的政治[ZhengZhi]承诺，加快立宪步伐，早日进入完全立宪的时代。

　　至于吴禄贞几个人对孙中山革命[GeMing]思想的倾慕和探究，也不必过多阐释，道理非常简单，因为革命[GeMing]和改良在1906年之后的中国其实就是一个跷跷板。革命[GeMing]高涨了，肯定意味着改良出了状况，而状况一定是朝廷[ChaoTing]又遇到根本障碍改不动了。这时，许多稍怀激进情结的中国人都会倾向于革命[GeMing]。而一旦朝廷[ChaoTing]化解了改良的障碍，改良又进入常态了，革命[GeMing]也就没戏了，革命[GeMing]也就低潮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吴禄贞等士官三杰和那个时代许多关心政治[ZhengZhi]的中国人一样，你可以说他是革命[GeMing]者，也可以说他是朝廷[ChaoTing]的忠诚拥护者。他们[TaMen]对朝廷[ChaoTing]的批评、批判与愤怒，其实就是典型的“第二[DiEr]种忠诚”，是恨铁不成钢。

　　进入1911年之后，革命[GeMing]的形势原本走向了低潮，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清政府主导的政治[ZhengZhi]改革如火如荼，立宪党人都在幻想着随着政治[ZhengZhi]改革的进程分享应该获得的权利，不料清廷亲贵内阁的出台惹恼了立宪党人，使他们[TaMen]先前的政治[ZhengZhi]期待归于落空。紧接着，朝廷[ChaoTing]又接受盛宣怀铁路国有化的建议，弄得南方各省群情激奋，反抗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清廷为了振奋人心，鼓舞士气，决定在当年秋天调动大军举行永平秋操，以此去压制各地风起云涌的抗议浪潮。

　　永平秋操分为东西两军。西军为禁卫军，以满洲人为主；东军为新军，以汉人为主。内定的演习方案是东军败西军胜。清廷特别任命军咨大臣载涛为永平秋操大元帅，任命舒清阿为西军总统官，冯国璋为东军总统官。被指定参加秋操的队伍，禁卫军为第一混成协、第二[DiEr]混成协和第三混成协；新军参加秋操的为第一镇、第四镇、第二[DiEr]十镇及第二[DiEr]混成协。东西两军先后从原驻地向滦州一带集结。

　　张绍曾统领的第二[DiEr]十镇参加秋操的队伍从新民府陆续开到滦州的时候，武昌[WuChang]起义已经爆发，全国震动，军心不稳。朝廷[ChaoTing]根据秋操大元帅军咨大臣载涛的报告，下令停止当年秋操的一切准备活动，并考虑将新军第二[DiEr]镇、第四镇及第六镇的一协编为第一军，将第二[DiEr]十镇和第三镇、第五镇各一协及第二[DiEr]混成协编为第二[DiEr]军，开赴湖北[HuBei]前线。因此，从各地向滦州集结的各路军队相继离开返回原驻地，但不知为什么只有张绍曾的第二[DiEr]十镇却在滦州按兵不动。

　　滦州为拱卫京师的战略要地，张绍曾和他的第二[DiEr]十镇在那里按兵不动引起了朝廷[ChaoTing]的注意，朝廷[ChaoTing]当然担心武昌[WuChang]的事情在滦州发生，所以相继委派载洵、吴禄贞、蒋作宾、陈其采等将领前往滦州相机劝说，以解除朝廷[ChaoTing]的担心。

　　载洵算是张绍曾的学生，但他的劝解并不被张绍曾接受。吴禄贞是张绍曾的哥们，他所统领的第六镇已经从滦州返回原驻防地保定，他受命前往滦州劝说张绍曾，其实是给了他一个名正言顺的机会进行沟通串联，使吴禄贞将他们[TaMen]士官三杰先前的计划有机会进行调整。